国殇新义的赋格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的文化蕴含解(5)

祭奠正是《国殇》的本意，也是诗魂之凝聚。祭祀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楚地又称“禓祭”。根据郑玄的注和《世本注》等，“禓”为强鬼，谓时傩，也是鬼雄。据考证，《国殇》虽是楚地民间原有由巫傩导演的祭歌，但经过了屈原的修润，是为在丹阳、蓝田等对秦作战中死难的楚国将士而作。《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崔、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司马迁：《史记·楚世家》，第527页，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8。对此，诗人能不慨乎！《国殇》可理解为诗人屈原托灵于巫傩所演唱的“悲歌”，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悲恸，其凄楚悲壮之声从大地直冲宵汉。在这层意义上，它又超越了一般的“悲剧”，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甚至对它最奇妙最困难问题的肯定，在其致力于追求最高形态的过程中，超越了不幸和恐惧……屈原的悲剧精神与尼采的悲剧理论有着心理学上的贯通，生命意志在死亡面前从未彻底屈服，精神人格坚持操守如一，“终刚强兮不可凌”；他们都相信通过沉醉于信念而获得自我解放，任何屠杀、征服都不可能达到目的，只会促使灵魂上升到更高的“神以灵”的境界。有学者认为，屈原的悲剧意识与楚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地理文化是其滋生的土壤，民俗文化是其萌芽的氛围，学术文化是其成长的养料，昭示着楚民族特有的既沉痛伤时又力图超越家国限定的文化精神。

这是一片适宜诞生悲剧的厚土，一旦生发，其蕴别致。这种文化精神塑造着楚人的勇武刚强、宁死不屈和他们对灵魂升腾的信仰。作为楚人的熊育群先天获得了这种文化基因，对悲剧的敏锐天分也许一直在寻找它熟悉的“那样一种气息”，一旦遇上合适的题材，就会发酵，喷涌，所以，我宿命地认为，营田之战一直沉睡在那片湖泊包围的地下，等着熊育群的出生与发掘。在国难遍布的战场上，己卯年的营田之战不是最惨烈的，也不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但对熊育群而言，却是最直感的，最不能忘却的。当国之殇与家之殇合一时，悲剧才会更加个人化，表现这样的悲剧也才会更容易找到个人化的形式——激活其文化基因。因此，他所写出的“国殇”，是家国之“殇”，是军民之“殇”，是躯体之“殇”，是心灵之“殇”，也是灵魂之“殇”。日本兵的暴行在楚地产生着强大的反作用力，小说多次借武田修宏的视角看到了楚人的血性与反抗。在此意义上，“殇”即不可征服的“鬼雄”。

小说还写到了超越民族之仇和国土之争的人性之“殇”。日本人和中国人均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偷袭营田的胜利只是他们更大失败的一次孕育，中国人的最终胜利也意味着更多教训能否有效地总结。在文化批评的眼里，历史的结案总是催生新一轮因果的链条。时至今日，战争的辐射并没有消散，而以战后伤害的方式损伤着中日国民乃至更大范围族群的国民情感和心性，包括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日本人既催生着也承受着畸变而狰狞的战争后遗症。这些是《己卯年雨雪》必然蕴含的警策，其意义又超越了己卯年的营田。

《己卯年雨雪》也写出了文化之“殇”。熊育群并没有轻巧地给他设计的文化图式涂上理想化的色彩。中日战争深处的文化撞击，有更重要、更深层的包涵，浓烈的悲剧色彩笼罩在小说结尾：已经反省过来、见子心切的武田修宏倒在了不明真相、护子心切的中国男人的刀刺之下；万念俱灰的武田千鹤子被押解去了长沙会战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她的一头黑发被铰掉，颧骨高高凸起，雪融在枯干的脸上……她的脸早已冻得麻木了……”*②③ 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360、342、34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救她的祝奕典——这个抗日英雄，因窝藏日本女人又自揽罪责，被判十年监禁。洞彻世道玄机的左太乙坐化在西大河，他死得很魔幻：“成群的鸟飞翔着，像一个巨型磨菇开在河边，那蘑菇的根就在老人坐的地方。”②他谜一样的死，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文化隐喻，就连她女儿左坤苇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她爹，“他的五官已经变成另一个人的了。他几乎一天一变，好像许多个人的模样。”③这种谜般的模样也许正是中华文化在历史深处的面容。小说精彩的想象并不提供标准答案，也不图解历史，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文化反思小说更应该防止文化的单面化、凝固化以及过于理性的界定。熊育群着力扩展了小说的文化表现空间。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408/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