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新义的赋格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的文化蕴含解(2)

将《己卯年雨雪》置于这样的语境中来看它的创新突破，看它如何撕裂时光和遗忘、传统与偏执、消费与娱乐编成的围幛，将裂帛之声化作诗剧所颂，在众声之上高扬破阵觱鼓，读者充满着期待。

在众多抗战题材作品史诗性追求构成的长篇群谱中，《己卯年雨雪》创造性的书写将会被展开讨论。它不止是熊育群个人的挑战书、心灵史以及对隐匿的家国历史的重新发掘与修编，也不仅是一种题材谱系的丰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战云纷飞，雨雪融化，泥浆四溢，大地有容，生命得以修护，创伤得以疗治，一种强烈的反思勇气、生命意识、复调精神渗透着，渗透到了文本的视角、结构、时空形态、语言形象和叙事伦理之中。

它或许是首次在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中引入了中日主人公的双重视角，主要是日本一对夫妻武田修宏和武田千鹤子的视角，塑造的重心也在武田夫妇。对中国语境而言，这是完全陌生化的写法；对熊育群的写作追求而言，这是对驾轻就熟的颠覆性书写，是孜孜以求对异域文化、性格、心理、气质的探究、揣摩、发现和塑造，日本人不再是那样类型化、表征化、简单化地进入我们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日本思维、日本情态、日本形式、日本味道，全由一个中国作家来全息化反映和想象，其难度可想而知。熊育群颇自信地完成了当代文学史上这次主角的替换，这是一次不可小觑的“变脸”，其意义远大于文本所塑造的这对日本夫妇及他们亲友的形象指涉，彰显了中国作家在处理文化冲突和民族冲突题材时曾长期缺失的国际视野、理性容量、复调精神、文化自信和艺术高蹈。对中国作家写作经验的丰富和写作空间的打开，极富先行者的启示意义。

中日文化的交流在国家民族的主导性冲突中，很久以来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彼此戒备着，曲解着，压抑着，经常对峙着，一旦进入战时，文化的软肋根本经不起国家机器的施暴，文化往往被动员征用为征服、虐杀、消灭对方的软刀子。作为侵略者，日本人发动“圣战”说到底就是以文化自傲、种族优越作理论支撑的文化征服。如何揭露这一实质，继而通过敌对双方的文化交锋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实质，这是《己卯年雨雪》要解决的棘手难题。

在己卯年的战争风云、血雨腥风之中，熊育群要考量的是，日本人的战争逻辑是如何荒谬地形成的，并如何成为了国民的文化共识；中日两种文化是否能够继续对话，不再为敌，再次和解，彼此尊重。他借日本人的视角切入，在他的文本设计图式上，既是表现方式上的独运求新，也是创作模式上的突破求胜。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一着险招。或许熊育群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文化逻辑上的表现风险，他以相当多的篇幅给武田夫妇从小安排了中日文化的训练课程，武田的父亲、千鹤子的义父是一位通晓中日历史与文化的教师，千鹤子的生父也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也许只有如此文化熏陶下的武田夫妇才有可能在战争状态下完成文化反思和再通文化桥梁的双重使命。在洞庭湖的水乡泽国中，隐居着左太乙这位晓世情、知阴阳、怀悲悯的文化奇人，若缺了左太乙，不但故事的逻辑将陷入泥淖，而且文化的逻辑也面临着瓦解。这个人物在小说构图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小说中，关于左太乙女儿女婿左坤苇、祝奕典的叙事伦理是自然人性、母性人情的蓬勃生发和感染力生成；而左太乙则是中国文化与人伦的完美呈现，体现出一种文化高度和文化人格的感召力，让千鹤子从心底里敬佩而折服。

要将这种文化图式写得活泼泼气韵流布、汹汹之声紧张耐看，熊育群暗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至少，在文本显现上，可以看到对话的精心组织，即关于中日两个民族在心理、人格、人情、审美、宗教上的碰撞、冲突、化解及其内部复杂性的层层展开。按照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的整体设计，其必须始终贯穿强烈的自醒意识，既意识到来自自身深处的多种发声，也能倾听到对方、多方的话语表达，“文本分析的真正任务就在于，揭示小说结构中各种交响的语言。”*②③④ 〔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176、130、143、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在这样多声部的交织中，理解与交流得以实现，还会从中涌现出深刻的感悟，“而这种感悟多半都是在危机四伏的人生与命运的门槛处获得。”②具体到本小说中，千鹤子是在荒洲与孤舟上疗伤时慢慢获得的，武田修宏是在火葬地和战地医院的病床上从向死而生中获得的；前者是与左太乙、左坤苇、祝奕典的多重对话中获得，而后者是与自己的激烈辩论中由沉思而获得。他们“深刻的感悟”在于，看到了真相，看到了本国政府的文化欺骗，看到了战争的残酷、荒谬和对人性的普遍摧毁，看到了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一样不可能被“共荣”。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408/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