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新义的赋格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的文化蕴含解(3)

文化转述和心理演变是熊育群推动小说进程所依仗的两轮驱动，虽然这些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话类型，但作家在回答“历史是如何自我叙述的”问题上，试图站在文化的高点提供自己的解释系统，这又符合对话理论关于“语言杂多”这一显著特征的描述：“只有在文化发生剧烈动荡、断层、裂变的危机时刻，只有在不同价值体系、语言体系发生激烈碰撞、交流的转型时期，语言杂多才全面地凸显，成为文化的主导。”③熊育群正是抓住了中日之战这个碰撞最剧烈的时期，各种主体话语都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正义性，围绕战争的“语言杂多”前所未有的激烈，他写人之未写，写出了中日文化之间的深层运动，揭示了文化在战争魔兽的指挥下如何扭曲它的价值标准，导致的后果是，温良贤淑的妻子一腔热情柔情参加的慰问活动怎么变成了战争的帮凶，刚正善良的丈夫满怀解放支那的梦想怎么变成了杀人比赛——在如此巨大的扭曲面前，文化最终又是如何自我修复并修复人性的。

一部作品若无文化高度，无论它怎样声泪俱下、气焰万丈，终究难逃“言之无文，其行不远”的命运。抗战题材小说更面临着如何从情绪化、传奇性上升到文化纵深开拓的问题。因此，我理解，与其泛泛而说《己卯年雨雪》是抗战题材小说，倒不如说它是关于抗战的文化反思小说，是关于中日文化的“战争与和平”。不但在同类题材中是第一部这样别致而写的，而且在长篇小说的方阵中，其写法也十分罕见，有着鲜明的熊育群特色。

小说所依托的时空，不但是故事、情节、人物、场景这些要素须臾不能离开的元素，而且按照巴赫金的强调，它是“最直接的实在”，一般理解为“是人类生活与交流的文化氛围和语境。”因此，时空型概念首先是一种文化概念和历史概念，“时空型是人类认识历史、认识自我的重要依据……分析、了解时空型，是认识人类自我意识和文化观的重要步骤。”④

每一位作家在文本中处理时空型会带有他个人的痕迹，有他的记忆原点、文化胎记和审美嗜好。熊育群的首部长篇小说《连尔居》，从书名就可看出它明显的时空型特质，指向他的出生地、成长地，以家园作为灵魂的泊地，扩展为大地的寓言。他的第二部长篇仍然是关于家园的，在时间上往前推到了己卯年前后，家园在更深处向作家和读者打开。仅就时空型而论，这两部小说的内在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沿着两部小说的路径走向田野、湖泊的深处，自然也就走进了历史的内部。若展开讨论，会是一个有不断发现的有趣话题，但已超出了本文的边界设定。我归类了《己卯年雨雪》中三类不同的时空，熊育群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写法。

第一类时空：战争进行时的营田。他采取的是历史还原法，大量引用有关本次战役的史料，主体部分粗线勾勒，局部加以形象化的细节，极写了日本兵对当地中国军民、民居的杀戮、奸淫、焚毁，他们制造了一个人间地狱，一个像《源氏物语》里的须磨世界，由此带来的沉痛感尖锐、直接、难以消弥。这些被掩埋的历史真相对作家本人产生了巨大的写作动能，以至他在小说和《后记》中有大段互文，如此重复与提醒，是要与遗忘、掩饰、歪曲历史真相的各色人等刺刀见红，要让他们认清、记住小说所还原的这段历史真相，也包括他的历史观。对此，他相信非虚构的力量，希望在小说中获得非虚构的权重，沉甸甸的东西无需过多修饰。

第二类时空：疗伤时的荒洲湖泊。被村民打成重伤的千鹤子被祝奕典用船带进了荞麦湖、杨仙湖、荒洲，与岳父、妻儿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正是这段日子，共处一船，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而微妙的转变。荒洲成为了战时的世外桃源，小船成为了救赎肉体和精神的诺亚方舟。写此类时空，熊育群并没有简单地套用神话模式，他放开了散文家的大写意之笔，水乡的气味、风俗、生机、美景、幻觉扑面而来、灌满双耳，我们又看到了写《连尔居》那样文气纵横、信手拈来、随心化境的笔法，数个视角的切换拿捏自如，千鹤子的内视镜头亦照出了她内心的反复纠缠、不停追问。在文本的美学效果上，这一时空内的表现是摇曳多姿的，如船在水中荡漾着，所见无边，所思漫漶，是小说中着墨最多、墨迹最自由、受理念干扰最少的部分，也是自然与人性最相谐的部分，自然也是小说中的水墨丹青，是心灵投射的水幕电影。作家找到感觉、奔驰想象时，读者也会心驰神往、心领神会。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408/5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