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新义的赋格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的文化蕴含解(4)

第三类时空：紧随战争推进的心理时空。武田夫妇的视角一直在跟随由他们国家发动的这场“圣战”。武田修宏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四次乘坐火车四次都是去新的战场”，他感觉到“战斗总是在陌生的地方打起来”，他对战争的感觉、认识、反思，随着他在战场上的生死经历及所见所闻呈现于心理流程，他由一个本性善良、爱国爱家人爱和平的日本青年变成冷血杀手的心理蜕变过程得到了充分揭示，而他理智的醒悟、灵魂的挣扎并没有停滞，最终将他带出了“圣战”谎言的迷罩，其内心再一次蜕变，不是简单回归于战前那颗赤子之心，而是一颗经过了血泡煎熬、自明意识被唤醒、爱意更为深沉的心。千鹤子随慰问团从日出町来到中国，她梦寐以求对“圣战”的慰问和与爱人的团聚似乎都已实现，哪知战争将她抛入了一个须磨世界，她遭受的遍体鳞伤和心灵磨难触目惊心，她和战争状态下中国女人的命运何其相似，然而终究不同，千鹤子得到了救治、同情、悯惜，顺利产下了儿子，当地百姓帮她哺乳，如己出一样呵护，体现了一种无边的宽恕和中国式慈爱。她心理变化的曲线与丈夫的大致相同，却更细腻，更微妙，更多东方女性式的感悟。夫妇俩的视角相互交织，各自进行着自我心理分析，在可见与不可见处均推动着小说的进展，汇成意识的深流，奔向小说的主旨：对这场战争的拷问和反省，对人性在战争状态下的复杂性、可变性的透视和显影，对两种文化剧烈撞击后的未来走向的沉思和想象。描写武田夫妇的时空型也符合巴赫金所给出的一个美学标准：“历史实在的时间的融合以及在这一时间内的历史个人的融合。”*〔美〕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1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武田夫妇是帮助他们的国家和同胞在反思他们的战时处境，也就完成了历史性的反思，不管日本人接不接受他们的反思，他们的经历都会渗透到日本人的现实之境，并成为他们未来的一部分。

除了上述三种时空型，《己卯年雨雪》还有其他时空型，如祝奕典所经历的英雄冒险时空和左太乙出入的“柏拉图”式时空等，后两种时空型为文本提供了可读性、传奇性和哲思展翼的可能性。每一种时空型都自成语境，历史的、现实的、个人的、集体的交织出可抽丝剥茧的文化信息，它们既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作品意蕴的不断认识，也可以让我们悄然站到意蕴的背后，看到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是什么样的作家意识促成了作品的意识形成，又是什么样的时代语境在和作家一道完成作品。

这些时空型亦属于小说美学的范畴，它们不是车辐一般的僵直走向，而是紧密缠绕，呈现出织锦叙事的特质。从人物内心深处的穿针走线，可以清晰看到他们心理轨迹的形成，数条轨迹交错环复，得以完成了复调的展开式。如果走线更讲究内部的深入和细密，更讲究多种时空型之间的调谐，那么，小说的美学效果会更好。

在作家已意识到的文化追求上，《己卯年雨雪》也许并没有呼应外国的小说理论，但文化批评更像一种想当然的对“必然已在”的发现，它服从于自己的文化逻辑，一旦展开，还要延伸下去。下面，我想简要分析一下小说的本土质地和深层结构。

国内关于抗战的文学已从革命英雄主义的一极高扬走向了更为丰富、深沉的多元表现。而任何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溯流而上，都能找到其源头或“原型”，战争文学也不例外，国外的战争文学在荷马史诗中能找到从高峰流出的源泉，国内的战争文学也有它们的延绵之脉，除了《尚书》《诗经》中的片段记载和简约抒怀，应该说屈原的《国殇》是我国战争文学传统中的首座奇峰，它开创了英雄主义的书写方式，又非吟颂狭义的胜利的英雄，而以“直赋其事”的再现手法极写了战争的惨烈，以深悲极痛之情祭祀为国战死的将士，又以隐含批判的微词对楚怀王国策和战术的连串失败表达了沉郁的愤慨。《国殇》的悲剧美学引发着我们沉思这种非单一声部的悲剧的蕴含意指。

顺着千年不绝的楚声而听，《己卯年雨雪》决非轻飘飞絮的吟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是遥向《国殇》致敬并得其声韵真气的唱诗。为有这样一次唱诗，熊育群用灵魂运力，调动了他能调动的情感和写作资源，他完全可以兑现自己在营田百骨塔前默许的誓愿：“等这本书出版后，把书在墓前烧了，以我自己心血凝成的文字来祭奠英灵。”*熊育群：《己卯年雨雪》，第38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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