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超越记高王凌先生新作超越史料学派(4)

高老师说：“总爱追问一个历史事件是出于什么原因，殊不知，许多事物是无所‘原因’的，即使有，也是个‘大概其’，万不可太当真的。”其实这种“大概其”，是普遍存在于历史当中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大概其”，历史才能有弹性、有活力。

而史料中的其他部分，也如这些数字一样，并不仅仅是它表明呈现出的意义。在走访农民的过程中，高王凌老师发现，一些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口述者，会把曾经的历史讲成文学作品。而现在留存的文学作品中，也隐匿了中国人千年未变的精神和人性。课上课下，高老师都多次提到，《阅微草堂笔记》不可不读。在书中，会有些狐仙作祟的故事，而因为这些狐仙拿捏到位，破坏力并不强，也未见被驱逐。因此，高老师悟到了中国人行为中对于“度”的自我考量。“集体经济时期农民的‘反行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终于有意无意造成了一种‘不胜不负’的局面，成为一个‘维持会’。即令包产到户改革获得成功，我们也很难说是‘谁战胜了谁’。”

做学问是为了什么呢？高老师认为，不仅仅是学问本身。他曾经说一些学者，“生活在自己‘学术’小圈子和‘书本’的小天地里，离开单位，就好像一切都跟他藐不相干，无所谓了。”于此他是反对的。钱穆是高老师极为推崇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孟子意见，天地间一切道理，本由人心展衍而出。如人有恻隐之心，推广出去便成仁的道理。人有羞恶之心，推广出去便成义的道理。”因此学问做到最后，做的便是“人心”，便是“洞察力”与“通达”。

章学诚的言论也时常被高老师提及：“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我想，这些对于“超越”之后的历史的追求，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学人的现实关怀。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做学问的目标，也许就在这种“下学上达”“不明不白”之中了吧。正如高老师在书中所说的那样：

真理，也可能须到那以外去寻找。历史学，不是为了寻求什么“标准答案”、(或已逝事件的)“正确路线”的。历史学的功用，不在那里。我们的任务只是恰当的解读那些“当事人”、“决策者”的思想想法，以求进一步解读那个时代和那些个问题。当然，这里只是一种解读，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检视这一段历史。[注]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第63页。

后记

从高老师去世时，我动意要写些东西，到这篇稿子完成，大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样的拖拖拉拉，并不是我一贯的做法。因为书总是不忍快读，好似看完了，就再也没有了似的。我应该不是一个好学生，既没有犀利的文笔，也没有深刻的洞察，只是在我的位置，说一些学生的话吧。“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读书时，我还能时时忆起高老师讲这些话时的神色，这便是我所见到的，这一段的历史。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707/6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