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超越记高王凌先生新作超越史料学派(3)

其实，这源于高老师总教诲学生，要做“活着的历史”，因此他认为历史是动态的，是要跟现实比对，不断思考的，不思考是一种懒惰的行为。高老师曾说，自己夜间读书，每有体悟，便是连觉也不能睡着了，定是要记下来才好。这种“洞察力”和反思的觉悟，使得这位老人在治史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反思者。

三、一位反思者

高老师在《研究题目与路径——阶段性总结的必要》一文前面，有一段按语：

我总以为，人到了一定阶段，就要“回过头来”，回顾、总结一番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一往无前”，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而且，这样做，相比起来，可能收获很大。因为你最多的东西可能不在前面，而在自己以往的历史之中。

这篇文章的主体是高老师在清史所成立三十周年(2008年)的时候所作的，这次收录书中，又做了一些增删。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高老师多年治清史的研究路径。高老师最先立足于经济区(四川地区)的研究，以此为基础，做了向上和向下的拓展。所谓向上，就是由经济状况发展到国家决策，因此做了关于乾隆时期的粮政、垦政、官僚组织、政府决策、统治理念、宗教及精神生活的相关研究；而向下就是由经济组织形式向下挖掘，细化到租佃关系、人口、生产结构、农民的行为等问题的研究。

在清史的研究中，高老师可以说是“下学上达”的，政策上的研究使经济问题更具宏观性和现实性；而经济问题的研究又使政治研究更饱满、更立体。所以也无怪乎高老师后期会转入当代史的研究，这种在历史研究中的通达状态，已经无法用史料本身印证了。这就是为何在此书中，高老师强调要“超越史料”，要到“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看“无字天书”。

高老师的农村问题研究是一个不断在清代历史与当地历史中跳转和借鉴的过程。而两种方向相得益彰：在当代史中，研究者可以接触到政策的细节，目睹行政的过程，了解农民对于经济政策的反应和对策。而在三百年前的清史中，研究者可以掌握中央政策的流变过程，并观察事态的整体动向和结局。两相对照，便发现历史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清代与解放初期的中国，同样遇到“人口问题”，同样经历过对于可开垦耕地的错误估计，同样不能很好解决农村的多种经营问题，同样存在农村工业问题。藉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高老师的研究总是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并称“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宏观的视角可以了解政策的制定层，也就是“上层”；微观的视角可以体会政策的受众，也就是“下层”。“这样的历史，已不是传统的政治史，它更接近于社会。(但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有所不同)它并不仅仅是关心‘社会’历史，‘底层’历史，‘民众’生活：老实不客气的说，它是直指‘上层’的，而且认为：只有到‘底层’去，才能解决所谓‘上层’的认知问题。”

高老师的研究，总是将史料穷竭后，再去探究文章后面的一层事实存在。他认为只有不断加以挖掘，才是所谓“真学问”。在其论著《乾隆十三年》出版后，他曾经说：“该书所涉及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中国现代史观的改变，这样一个大问题。历史学家天生不是追求‘理论’的，他追求的是其他一些——可能使他拥有一些不易获得的‘观察能力’或曰‘洞察力’的东西(比如‘历史感’)。”

什么是有“历史感”的历史呢？那就是超越史料之后的历史了。

四、超越史料后的历史

高老师在书中记录种种的治学方法，最终都指向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历史最后的输出，应该是一种“不能使大家都知道”的状态。这种“含糊”当然不是过程或者结论上的“模棱两可”——高老师的论著中，结论都是相当犀利鲜明的——而是古人给后人留下的一些余地。

在对史料重复考据的基础上，高老师发现了史料之上的问题。比如，就古代经济统计数据而言，古人对数据的“不真实”是了解的，也常常存心“留有余地”(无论是税收、产量、耕地数字等等)，但到现代，却自以为那些数据是“科学”的，是“统计数字”，这就十分危险了。制度是“死”的，人可是“活”的，看到制度之外，历史才能活起来，才能应对实际生活的复杂多变。

比如农村的借粮问题，“究竟是一百斤，还是五七十斤，到底有多大意义？我想，这大约也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所了解到的情况都会有所不同。再说，它本来是一件隐秘的行为，如同‘雾里观花’：越想把它描清，可能就越为失真，越不清楚。而且，描述得再好，也无法改变它仍是一个‘外来者’的观察。”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707/6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