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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新古典叙事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9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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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小说创作自觉回归传统,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新笔记小说”,(1)按钟本康的说法,区别于一般短篇小说,新笔记小说指的是“以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容量为旨归”的短篇小说

当代小说创作自觉回归传统,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新笔记小说”,(1)按钟本康的说法,区别于一般短篇小说,新笔记小说指的是“以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容量为旨归”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往往“蕴藏着本民族常存的长存的既普遍又恒久的心态世相,而这些民族文化素质与中国民族美学精神则有着内在的沟通和契合”。见钟本康:《关于新笔记小说》,《小说评论》1992年第6期。八十年代写有这类作品,而被归入新笔记小说作家的有汪曾祺、孙犁、林斤澜、贾平凹、李庆西、(钟)阿城、(王)阿成、何立伟、韩少功等。[1]15,18如将这部分作品视为“新古典”叙事的开端,一路看下来,则可以看到贾平凹九十年代的《废都》与近年来的《带灯》、王安忆的《长恨歌》《天香》、毕飞宇的《青衣》、苏童的《碧奴》;看到格非、葛亮、陈彦的系列长篇、王祥夫的众多获奖短篇(如《上边》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以及旅美作家蒋晓云的近作《桃花井》《百年好合》等;还能看到青年一代作家中的李师江、吴文君、计文君、东君、阿袁等的携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烙印与传统气韵的作品。众多佳作前后相继、已然渐成气候。

尤其是近十年来,从格非的《人面桃花》开始,当代文坛几乎每年都会有几部引人瞩目的回归传统的“大作品”。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之后还写有《望春风》、金宇澄有《繁花》(被评论家称为“新世情小说”)、葛亮有《朱雀》与《北鸢》(被评论家称为“新古典主义”与“新古韵小说”)、陈彦有《装台》与《主角》。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当代作家对传统的继承与转化,终于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形成了“新古典”叙事的多种文本形态与美学风格异彩纷呈、颃颉相竞的繁荣局面。

一 从“欧化”到“化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首先掀起了重溯民族文化源头的浪潮,但很显然这部分作品对历史、文化元素的借用,有炫奇猎异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内置西方(现代)视角对落后文明的审视,如《爸爸爸》就写得有些“拧”,有一种在“沈从文和鲁迅之间”的矛盾。[2]91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作家纷纷向西方现代派学习的大环境里,真正从精神气质上继承传统的是当时并不引人注意的“新笔记小说”作家群体。除语言与审美范式方面的贡献之外,“新笔记小说”整体上与意识形态的疏离与淡泊、超然,还在先锋之外,提供了另一种拒斥现实主义“典型化”与宏大叙事的方式。它聚焦于凡人琐事的意义不仅在于与“典型”形成巨大反差,更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对历史的态度——从小人物的个体感受进入历史,挖掘潜藏在凡人生活方式中的诗意。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新笔记小说”较早地实现了中西合璧、洋为中用。钟本康在选编《新笔记小说选》时指出:“新笔记小说”作家兼具民族文化意识和现代意识。不愿趋步于西方现代派小说,一时又难以从民族的文化本位中寻找到理想的出路,于是就以短小的笔记体作为实验。[3]李庆西也注意到“新笔记小说”在民族化的文体样式中,包含有新的探索,作家们在笔记小说中渗入现代哲学意识,使“自我的人生体验沟通了人类生存的普通境遇”。[4]84事实上,在“新笔记小说”之前,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化小说”,就已经是既传统又现代的文本。在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中,看来平实质朴的叙事中偶尔会有意识流、蒙太奇的片段,只是常常被评论家忽视。关于“中西合璧”,在理论上,汪曾祺早有明确的主张,即“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法”。[5]14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作家们的回归传统与“化欧”更呈现一种创作和理论齐头并进的趋势。莫言、格非、金宇澄等,不仅有意识地从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在近年的随笔、访谈、论文中也经常谈传统。格非对明清世情小说的研究甚至产生了《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这样的专著。同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五零后作家还是七零后作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已经过“先锋”的历练,这就使得他们在回归传统的时候,并不会、也不可能完全退回过去,而是尝试以各种方式,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路。其中,格非的探索无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对格非的评价,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回归的肯定:“(格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索明清小说传统的修复和转化”“为中国经验的表现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与新的语言和艺术维度”。而格非曾自述:“我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话,当然不只《金瓶梅》或明清小说,还有乔伊斯、艾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非常多的人。有大量小说的技巧可以用进去,可以是司马迁,也可以是《喧哗与骚动》的写法。”[6]这实际上已经是将中国古典小说(明清)传统与现代小说技巧打成一片,得心应手、圆融自如的一种“化欧”境界。金宇澄写《繁花》,申明是要做“位置很低的说书人”。这个作品乍一看是完全退回了古典小说的“说话”方式,但实际上在文本中有不少类似意识流、蒙太奇的片断。全书用的就是平行蒙太奇结构(奇数章表现六十年代,偶数章表现九十年代),电影画面感很强。且书中有两处魔幻笔法:汪小姐怀上怪胎与蓓蒂变成金鱼。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中西小说技巧的融合与兼容的例子。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629/5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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