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超越记高王凌先生新作超越史料学派(2)

当晚，我见到了应宝(原大队支书)和爱生(原小队领导，他俩一个是长友的姑父，一个是他父亲)。据他们说，瞒产私分，只有某些村子敢搞，咱这儿没那么大胆。村里矛盾多，再加上村子小，干什么都看得见，所以弄不成。但有的时候，该分茭子(高粱且是劣等高粱)就改成糜子、豆子什么的(这些算是好粮食)；队里分粮，十斤给十二、三斤(说是扣水份)，也短不了。[注]高王凌：《超越史料学派》，香港：香江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如此一来，农民们在包产到户实行前的种种做法跃然纸上，这种活动的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镶嵌到大的经济环境中去，才是当代农民的真实图景。当然，这里的“真实”大抵也是要抛去了对于史料的执着，是一种“因信称义”的说法。

口述史是近年来兴起的历史研究方式，本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当代史的研究当中。高王凌老师对于口述史的关注要更早一些，这源于他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一段经历。1982年，高老师参加了“发展组”对江西吉安农村的调查，目的是探索“包产到户”的发展模式，找一个典型地区作为典型。虽然其自认为在“发展组”中只是一位“客卿”，但是正是这种实地的调研经验，给了高老师一种在历史中观察历史的视角。本质上看，这种农村调查和今天的“口述史”研究，在方法和性质上，都是一致的。

后来在写作《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时，高老师再次回到自己插队所在的山西省太谷县某农村进行口述史收集，这次的收集可以说是对于其“口述史”研究的一次全面实践。

在这次走访中，高老师反复推敲农民的心思，不断根据自己的位置和农民的想法，改变提问和方式。比如在讨论农民在五十年代末期的粮食分配问题时，他就意识到，在跟农民的交流中，如果你用“偷拿”之类的字眼，对于他们来说，就“言之过重”了。在他们看来，这种行为叫“抓搲”，就是顺带着，拿一些到家里，胆大就多拿些，胆小就少拿些。(犹记得高老师在清华讲此课时，将此二字写在黑板上的场景。)这些如何在口述史研究中进行前期调研、过程提问、后期验证的实践经验，被总结于本书的《口述历史——我的一孔之见》当中。

世殊时异，在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刚刚实行的时候，农民对于政策的认识不同，讲的话也不同。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不正是“史料”么？而这些史料是在什么情况下被记录下来的，叙述者本身又想表达什么，囿于其本身，恐怕是无法得知的，如果迷信它们，更可能被史料作了个局，陷到了里面。因此，作为一个寻访者，我们就不得不超越这些史料，去领会后面的意味了。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表达的那样：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的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超越史料的初衷，不仅仅是还原农民在当时生活的情景，而是要探寻更深层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只要是人的行为，就一定离不开人性，就是一种制度和人性在互相博弈中取得妥协的状态。

除了对于基层历史的发掘，高王凌老师也非常注重学人直接的交流，也是国内清史学界较早接触西方论著的一批学人。八十年代在美国访学期间，他陆续拜会了在美的汉学家们。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美国汉学空前繁盛的时代，在这种学术氛围下，高老师结识了费正清(Fairbank)、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帕金斯(Perkins)、曾小萍(Zelin)、白思鼎(Bereinstein)、黎安友(Nathan)、史景迁(Spence)、白彬菊(Bartlett)、施坚雅(Skinner)等国外历史、经济学家；也拜访了黄仁宇、王业键、唐婉、夏志清、黄宗智、王国斌、李中清等中国学人，并与其中一些大家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我认为，这应当是另一种对于历史的考察和寻访吧。

但是有趣的是，高老师在后期一直在提倡不要把中国历史做成“洋片儿汤”，也就是拿着外国人的理论，不假思索地往中国历史研究里面塞。因为这一番言论，高王凌老师在学界中也算是开罪了不少人。他说：“西洋理论的过度吹捧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洋人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它们都并不简单，并有待于我们这代人去回答。”这种勇气与锐利，是学人中很难得的。

可能在一般人的眼中，历史研究更像是“老夫子”的学问，一位葄枕图史的智者正襟危坐，于故纸中倾筐倒箧。但是熟识高老师的人都有体会，高老师的性子更像是一个大孩子。对于历史，他的研究是“冷眼热肠”的。高老师曾经说过：“不读博客的弟子将离我越来越远。”以至于每次上课或见面之前，我总要把老师的博客文章翻阅出来，揣摩一番。因为高老师总是会问我：“我的某某博客你读了没有？”如果没读，他会认真讲解，我则满心抱歉。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707/6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