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非洲音乐张象教授谈治学经历与体会(4)

■：非洲国家多数贫穷落后，在世界史中能讲到非洲的地方也很少，你认为花大力量研究值吗？非洲研究又要注意那些问题呢？

●：你的看法可以理解，在国内也有普遍性，我曾写过多篇文章解释此问题。特别是我在世界现代史研究会2009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中（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写了一篇《怎样看待发展中的非洲》的论文，主张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非洲。它的落后是殖民主义造成的，也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导致的结果。非洲各国的发展极不平衡，有穷有富，对其贫穷不能简单而论，要看到非洲国家争取复兴的努力和希望。

非洲在世界历史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是世界第二大陆，人口有9亿多，有着丰富的资源宝藏。中国崛起需要两种资源，两种市场，非洲是必选对象。非洲已有54个独立国，是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我国要争取和谐世界，不能不注重联合这支同盟军。非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索马里海盗十几个人一条小船，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就能使世界不得安宁。在世界的南北关系中包括非洲在内的南方国家越来越有不可忽视的国际地位，我们讲世界现代史不能不注意这种新的历史趋向。

非洲学很年轻薄弱，研究非洲的难度很大，也正因如此研究非洲是大有作为的。目前研究非洲的著作，西方人写的多于非洲人写的，更多于中国人写的。但西方人的著作，观点上有片面性，所以我们研究非洲必须要走进非洲获取第一手材料，然后进行去伪存真的研究。1987年11月我赴美国丹佛参加ASA组织的非洲学国际研讨会。我带去《论恩克鲁玛政治理论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与我讨论的外国学者当得知我并没有去过非洲时就不愿与我谈下去了。这对我刺激很大，下决心要到非洲去。1993年9月机遇来了，我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到阿克拉的加纳大学，对方考虑到生活待遇问题，把我的身份改为客座教授，要我承担教学任务。经研究我决定为研究生和教师们开设关于中非历史比较的Seminer专题课。我提交了教学大纲和Paper，被汇编成一本讲义，起名：《A General Surve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a comparison of Certain Historical Facts between Africa and China from Prehistoric Age to Centemporary Time》（中国历史概要与中国非洲某些历史的比较，从史前到当代）。我的教学效果很好，加纳社科院非洲研究所所长Kwame Arhin为这本讲义写了序。他称赞该书“对于错综复杂的中国人民历史给予了清晰的解释”、“应受到我们的欢迎”。我还以《中非关系要回溯到古代》（Sino-African relations:Dake back to ancient times）为题在该国Daily Graphic（《写真报》，相当于我国的《人民日报》）上整版发表论文，也收到良好的反映。这启发了我，研究非洲要从中非关系入手，这是我们的强项，可以将研究引向深入。近年来我在《西亚非洲》刊物上发表《论中非关系的演变：历史意义、经验与教训》等论文，很快便被在华的留学生翻译到国外去。

为了让我国的人民更多了解非洲，必须大力做普及工作，这也是我们研究者入门非洲学的捷径。中国社科院策划编《世界列国志》作为该院重大研究课题。我承担了非洲的《刚果》和《塞内加尔·冈比亚》两本书的编写。我与过去的学生一起完成，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007年分别出版。我希望要入门非洲学的年轻学者不要忽视这方面工作。

■：张老师请再谈谈你的音乐创作，将历史与音乐搞在一起十分罕见，这样做有何启示？

●：历史发展总是十分复杂的，充满了偶然性，而必然性主要表现在历史的大趋势方面。个人历史也是这样常常是不可预料。我的童年是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大地上度过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戏曲之乡，至今到处保留着元明以来的各种戏台。乡亲们不需要买票就能在台下听戏。我小时受到了这种民间音乐的熏陶。后来为迎接解放和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改革运动，我参与各种宣传活动，成为文艺骨干。后在山西省音协专家的帮助下，成为中学里的音乐骨干，于是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结果没如愿，而是凭文化课成绩录取到南开大学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因为过去西南联大的关系，从北大、清华来了多位教师到南开历史系，师资力量很强。这种条件鼓励我下决心要学好历史专业。没料到任何学问都有相通的地方，过去学音乐下的功夫，也有助于学习历史。例如搞作曲有A-B-A三段式，有主题再现的手法，搞历史也要能将背景—经过—意义三者联系起来。过去学习音乐的思维方式对学历史还是有用的，加上勤奋，我的考试成绩全优，成为甲级优等生。我被选为校学生会干部，在分工时考虑到我过去的背景，便主管文艺部工作，后又成为歌舞团团长兼指挥。当时天津文艺界十分重视群众文艺骨干的培养，人们常说：“海河水是养金嗓子的”，天津出了许多业余出身的歌唱家。其实没有如此神秘，而是当时音乐部门的领导和专家注重从工农兵学商群众中培养人才。例如《歌唱祖国》作者、音协主席王莘同志，后任音乐学院院长的扬今豪同志，《天津歌声》主编高鲁生同志为培养学生界的群众音乐骨干，都对我有很大帮助。我有机会参加各种作曲学习班，并进入音乐学院听郑小瑛先生的指挥课，使自己的音乐专业水平大大提高。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在各种音乐刊物上发表歌曲，我选择与历史专业有关题材写歌，例如当时中东危机，非洲动荡，我发表了《高举起民族独立的火炬》等歌曲，支持中东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同时也写《校园静悄悄》等校园歌曲，被同学们传唱。当时的教育方针强调到实践中去，到工农中去。我参加过天津地区义和团活动的调查，收集当时民歌，后来为历史歌舞剧《红灯照》配写了音乐。退休后为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重操旧业，深入社区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先后出版《夕阳情歌》、《南开园里的历史歌声》、《社区歌声》等CD和VCD、DVD光碟，被有关方面评为“社区音乐家”、“感动社区人物”、“天津十佳文化老人”等称号，这些活动使我能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近期我又尽量将历史专业与音乐创作结合起来。我称赞中非合作论坛，将《中非合作花盛开》一歌发表在中非友协主办的《非洲》刊物上，并编创《中国—非洲友好歌曲集》受到外交部门的称赞。我还用历史知识发表音乐评论，写了《时代呼唤大众歌咏的振兴》论文，引用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史实加以论述。我还指出“猫王”普莱斯利和迈克尔·杰克逊都从非洲黑人音乐中吸取营养，而我国的流行歌手却只知道向西方流行音乐学习，强调不应该淡漠与非洲的音乐文化交流，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发表了我这篇评论文章并得到音乐界报纸的转载。《人民日报》也发表我的音乐评论，淡《论流行歌曲为何不流行》等问题。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709/6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