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非虚构的密切关系(2)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那些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前辈，早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发掘，并卓有成就。司马迁的《史记》应该是中国早期“非虚构文学”中，既“以年为经”又“以人为经”的文学经典；那130篇、55万余字的作品，从五帝至汉初，写了那样多的人与事，多数是精品。如《项羽本纪》，通过项羽这个个性鲜明的风云人物，使读者对秦朝灭亡后楚汉相争的形势、战争的残酷有了深刻了解。楚霸王项羽叱咤风云一生，可写者很多，但是司马迁只是选择其重要情节、细节、故事，来突出项羽的特异个性。例如项羽少年时代，学书不成，学剑也不成，他的理由是“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他要学万人敌——兵法。路遇巡游的秦始皇，虽然声势逼人，他不仅没有敬畏之心，反而说出了：“彼可取而代也！”从这两个细节，就鲜明地突出了当时还是个少年、未来的西楚霸王与众不同的霸气。项羽身经70余战，每一场战斗都是动辄歼敌数万、数十万，极其激烈、残酷，但是，司马迁只选取了几场有代表性的战斗来描写。例如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引领楚军渡河，从劣势转败为胜，大败秦军的“巨鹿之战”，是那样有声有色。本来是陷于失败的 “垓下之围”，却用“霸王别姬”“不肯过江东”几个情节，把一个在历史上属于失败的人物写得比胜利者刘邦还动人，使他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魄能传之久远。

这是司马迁在掌握了大量素材后，运用他的文学技巧来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结构、剪裁、抒写的作用。

远在秦、汉之际，还没有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但是我们的文学先辈，就在“非虚构文学”中，熟练地使用情节、细节来塑造人物，选择故事了，并影响了后来的小说的出现与发展。

如今一些对“非虚构文学”所知不多的人，把情节、细节、塑造人物、结构故事，看成是小说家的创举、专利，那是本末倒置。

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约翰·霍洛韦尔也提出了“小说家的技巧和如实客观报道的新融合”的“非虚构小说”。名为“非虚构小说”，但是有一条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拒绝创造非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作者只能是“综合了小说和自传和新闻报道的各种特点”，“从而增加‘非虚构文学’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从《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古典作品开始，在写作手法上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以年为经”到“以人为经”的写作过程。“以年为经”时，条理分明，时代的发展进程清晰；“以人为经”时，那些个性鲜明、事迹突出、叱咤风云，甚至影响千古的人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发展到宋代，袁枢编著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等又在写作手法上有了新的开拓，进入了“以事为经而始末具载”的非虚构文学新领域。

这“始末具载”的写作手法，融合了前人编年、写传的特色，把事件充分展开来写，也就使得所写的题材中的情节、人物、故事都能更加详尽地得到体现。那些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精心描述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人物，选取既真实又生动的故事来感染读者，引领读者进入深层次思考的历代“纪事本末”，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司马迁以来，优秀的“非虚构文学”，我们应该认真研读，定可从中得到启示。

我在1987年至2009年写作、修改那部5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时，就是采用了中国古典纪实文学和约翰·霍洛韦尔提出的“增加‘非虚构文学’的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写作手法，才引起了众多读者的浓厚兴趣。但是也有人，对我运用小说技巧所描写的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表示质疑，一位评论家就武断地认为：“有过度想象或虚构之嫌，如大量描写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而缺少相应的注释或引文说明，似为历史小说之作法，令人有编造、杜撰之嫌。”

他对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的要求，可以理解。但是我确实是信守“非虚构文学”必须遵守的“拒绝创造非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原则，根据史实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

例如对于《解放大西南》中用了较大篇幅描写的领导云南起义的卢汉将军，就有人在既承认这位重要人物描述得真实、性格鲜明的同时，又提出怀疑：“他起义前后的犹豫、彷徨心态，与一些人的对话，是从哪里得来的？这在当时都应是绝对机密，你怎么知道得那样详细？何况你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当时还远在几千里外的赣粤边境。是否有所虚构？”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408/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