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德国当代史研究所柏林分所所长赫尔曼·温特(3)

问：好的。现在我们来谈一下有关民主德国史研究的一些具体问题。首先有关柏林墙修建问题上的争论。以哈里森(Hope Harisso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民主德国凭借其自身的虚弱对苏联施加了影响，从而使得原本不愿意修建柏林墙的苏联人赞成修墙。而韦蒂希等学者却认为，赫鲁晓夫才是的主导者。*参见：Gerhard Wettig,ChruschtschowsBerlin-Krise,1958-1963(《赫鲁晓夫的柏林危机，1958—1963，威胁政策与柏林墙的修建》)，DrohpolitikundMauerbau, München: 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 2006; 以及哈里森2003年先以英文出版，经过八年的修改后再在2011年以德文在德国出版的名著：UlbrichtsMauer,WiedieSEDMoskausWiderstandgegendenMauerbaubrach(《乌布利希的柏林墙：统社党如何破除莫斯科对建墙的反对》), Berlin: Propyl?en Verlag, 2011。颇为有趣的是，两位学者不同观点的较量这次直接体现在了两本书的书名上。您怎么看待这一争论呢？

答：可以说，两者的看法我都支持。正如你刚才所说，1958—1961年期间，民主德国一直试图向苏联表达自身的诉求，并使其付诸实施。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也的确发生了变化。他最想要的是和美国人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民主德国却阻碍这一想法的实现。而为了消除民主德国的不满，赫鲁晓夫一再迁就乌布利希的意见。不仅同意民主德国修建柏林墙，还接受了德方提出的要苏联提供财政和生活物资援助的种种物质要求。以上这些事实表明，民主德国的极端虚弱为乌布利希提供了谈判桌上的筹码。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哈里森教授的观点。

不过，当修建柏林墙这一决定在1961年7月初做出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因为除了建墙外，乌布利希当时其实还想要更多的东西，那就是单独同苏联签署和平协议。这却是苏联不愿给予的。当建墙的决定做出后，乌布利希就只有跟随苏联的政策，苏联重新成为了行动的主宰。在这里，我支持韦蒂希，以及我的同事，莫斯科德国历史研究所(DHI Moskau)的乌尔(Mathtias Uhl)等人的看法。

问：1961年乌布利希还曾经往中国派出过一个代表团，由政治局委员马特恩(Hermann Matern)率领，以获得中国在德国问题上对民主德国的支持。这就是乌布利希的中国牌。

答：是的。乌布利希想以此向赫鲁晓夫表示，在德国问题上他还可以寻求中国的帮助。因为乌布利希知道，当时中苏之间的矛盾已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全面爆发出来了。而他自己则可以利用这个矛盾。

问：另外一个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主德国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困境问题。80年代以来，民主德国甚至在苏东阵营中也逐渐走向孤立。它曾经有过任何机会从困境中脱离出来吗？

答：没有，民主德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是一个民众不承认的专制政权。当然，这么说比较笼统。当时民主德国国内的确也有民众支持其政府，但大多数民众却不这么看。民主德国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内部合法性，尤其是它直接面对着联邦德国这个国家。而联邦德国是一个有着繁荣和自由的国度，因此民主德国作为其对立面想要获得内部稳定是不可能的。虽然统社党一直想获得内部稳定，但却一直得不到。统社党也试图需求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Abgrenzung),并强化对边境的管控。最后就出现了柏林墙以及两德边境上的管控措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柏林墙似乎越来越透明化了。民主德国政府在其民众中把联邦德国宣传得完全像是另外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在西方的广播和电视面前，柏林墙和这样的宣传却毫无抵挡之力。人们越发认识到，联邦德国的居民也是德国人。

问：嗯，所以当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在80年代末开放边境之时，民主德国政府对汹涌的出境运动(Ausreisebewegung)显得毫无阻止的能力。

答：正是这样！我还想再补充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联邦德国政府一直宣称是代表所有德意志人的政府，这在《基本法》里得到了体现。所以，联邦德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民主德国的公民身份。这就意味着，每个逃到联邦德国或者在进入联邦德国驻外使馆里的东德人都可以获得一张德意志签证。根据《基本法》，东德人自然就成为了联邦德国公民。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正如1989年所发生的那样。

至于1989年统社党统治崩溃的问题，你可以参照我曾经在书中指出过的民主德国外交政策的三大坐标来对此进行考察。一方面是苏联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同联邦德国划分界限和民主德国国内的稳定。而1989年，这三点都不复存在。尽管苏联当时仍然存在，但却不愿意再为民主德国提供援助，例如财政援助和重要物资援助。更糟糕的是，苏联和民主德国还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当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开始搞“公开性”和改革的时候，民主德国领导人却拒绝也这么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已经提到了，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政策当时事实上也失败了。尽管柏林墙仍然存在，但1989年年初，统社党政治局内已经有过减轻对两德经济人员文化等交流限制的建议。当时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昂纳克也不得不下台。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128/4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