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史视野下的外交史研究(4)

改革开放史蕴含着丰富的内政与外交议题，二者间的复杂互动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近年来，“新档案派”*④ 王栋、贾子方：《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学者依据出版的档案和文献，结合国外的解密档案，突破了旧的政治叙事话语，贡献了大量的新事实和新解释，纠正了因缺乏史料而造成的误读和误判。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展现的学术风格、理论与方法技巧，具有教科书式的示范意义。这些高质量的研究关乎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毕竟中国与世界相处的理念、原则和方法都是由外交史知识决定的。所以，外交史研究不仅是知识的储备，而且在实务层次为透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提供重要借鉴。

长期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相对滞后，而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则几乎处于初始阶段。这既是由外交史研究者的学术能力所决定，也受到“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传统思想的影响。因为研究者需要与研究对象保持较长的时空距离，以便进行冷静、客观和全面的观察，获得相对宽松的研究环境和更为丰富的史料。新世纪以来，相关历史文献的正式出版、外国外交档案的解密以及史料搜集方法的多样化运用，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可望从外交史领域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较为独特的学术资源。一、外交史研究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增长点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的历史及其诸多命题和疑问，需要在外交史的视角下得到梳理和解答。首先，对外开放史的研究之所以能够被置于外交史的研究范畴，是因为二者的研究命题与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尽管史学与外交学的关注点和叙事方式会有差异，但二者寻求的基本史实具有跨学科的相通性，所以两个学科所贡献的新事实、新视角，都是对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促进。其次，外交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改革开放的理解。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决策本质上是内政议题的解决方案在涉外维度上的体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改革开放时代的内政与外交是相伴而生、互为条件的，外交为改革开放塑造了必要的国际环境，本身又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所涉及的议题迅速拓展，内容得到极大丰富，对外需求和政策的根本性变革使外交的战略、策略、决策思路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研究外交命题还是研究改革开放的任何命题，都需要以外交史研究作为背景和补充。简言之，外交史既是改革开放史的组成部分，又是在涉外维度上透视改革开放进程的新视角和有效途径。外交史研究对改革开放史研究而言，具有史料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双重价值。再次，外交史研究是可以获得较快发展的领域。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是决定学术进展的关键要素。由于当前距离改革开放的时间较近，解密档案的匮乏成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障碍，但外交史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出现了新的机遇。国外的外交档案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涉及中外双边会谈的档案陆续被解密。它们间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意图和具体实施过程，从而帮助外交史学者勾画、还原出改革开放的很多政策意图、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整体性思考。外国外交档案的解密，有利于多方档案资料的比对和验证，既有助于辨别史料的真伪，也有利于克服自我诠释模式，从而提供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视角来分析问题。此外，亲历对外开放进程的一批领导人、高级官员和外交官已经进入暮年，他们的回忆和接受的访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史料的匮乏。当然，这些机遇或便利性并不必然带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许多涉及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多是从现实角度论述对外政策，“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牛军：《世界的中国：21世纪初的中国外交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且仍有很多议题尚处于理清基本事实的初级研究阶段。要推动外交史的学术研究，就需要系统、规范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二、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史研究的理论路径规范的学术研究需要学术理论的指导。尽管大多数的学术成果不会专门陈述自己的指导理论，但其发现新事物、提炼新观点的路径和方法，无不体现着学术理论的指导作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外交史研究质量的关键因素。外交史应以梳理事实作为基本内容。外交史的跨学科属性使其频繁涉及史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处理好二者的指导作用是作好外交史研究的前提。国际政治学者在涉足外交史命题时，习惯套用国际关系的理论加以解读，较少质疑所用案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但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重大外交命题，其发生、发展的原理和内在逻辑，远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的逻辑那样简单。这导致在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得出的逻辑链条的可靠性受到严峻挑战。历史是一切学科研究的起点，任何学科的理论建设都依赖可靠的史实。没有可靠事实的支撑，国际关系、外交学等学科的理论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外交史研究要重视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不摒弃国际政治的叙事方式和语言体系的前提下，坚持史实的主体性地位。只有发掘出更真实的历史世界，才有更可靠的理论阐述。外交史研究要重视连续性的叙事框架，克服只关注重大事件的孤立叙事路径。外交史研究长期受史料匮乏的限制和传统叙事方式的影响，侧重研究重大外交事件，忽视重大事件之间的流变过程，只围绕既有的事件和陈旧的叙事框架，进行低水平地重复建设，既无新事实，更无新视角。历史是一系列关联事件形成的连续进程，只关注和巩固对孤立事件的认识，无法描画出真实的历史进程和事件发生、发展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只能得出虚假的理论提纯或规律总结。例如，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经常从1979年中美建交直接跳跃到1982年“八一七公报”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美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持续博弈与处置方法，更无法客观估价美方在双边关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外交史研究需要克服理性依赖的研究思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常以简化的模型和视角解释中国的外交决策，在引导学者进行逻辑反推时，常表现出两种线索倾向。第一种是将本国的外交决策视作决策者为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理性活动，外交进程都是决策层严密把控、精心推进的。但事实上，外交决策进程大都是决策者逐渐明确决策意图、不断完善决策方案的漫长过程，并非遵循一蹴而就的全面理性模式。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外交战略由“一条线”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1979年发端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完成，历时两年多。缓慢的原因在于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目标是在解决中美纠纷的具体进程中逐步清晰、明确的，决策所需的情报信息也是逐步到位的。第二种研究倾向则把外交纠纷或难题视作外国敌视中国的阴谋举措，是将别国政策视作极度理性乃至“阴谋论”的解释路径。外交是一国与别国或多国的互动过程，外交进程中的因果关系是由各个参与方交替互动、相互影响而塑造的。因此，外交史需涵盖互动进程中的每一个参与方，忽视研究任何参与方的行为，都将打乱真实的因果链条。例如中美关系中的纠纷，大多是双方客观差异造成的调适磨合，“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可以看到，中国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能够直接影响甚至扭转中美关系，而美国国内政治则起不到这种作用”*何迪、徐家宁主编：《中美关系200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第4页。。理论是基于事实的总结，克服理性依赖的方法在于坚持先有事实发掘后有理论总结的工作顺序。外交史研究应该兼顾宏大、多元的叙事框架。外交史多以双边关系的专题展开研究，其优势是双边的互动关系和线索较为明晰，各方的参与主体少而可控，兼而方便行文。但随着越来越丰富的国际关系背景被勾画出来之后，双边关系的叙事框架反而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在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的叙事框架下，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外交事件被赋予了更广泛和更重大的意义。例如，在双边叙事框架下，反苏统一战线对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影响以及对中美军事和战略合作的作用更受关注。而从地区或全球层次看，反苏战略“把苏联势力几乎是彻底的排挤出亚太地区……使市场经济在东亚地区变成主流，东亚整体地进入到世界体系、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王尔德、吕泓霖：《专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东亚繁荣：冷战的一个非预期遗产》，《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0月28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典型地代表了“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共赢经验。因此，外交史的研究呼唤更多元、更多层次的叙事框架和观察视角，这既有利于发掘更加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内涵，也能更好地反映中国外交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次与世界产生的互动和影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史的研究又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涉及各个层面和领域，中国的对外交往不再仅限于政府间关系，社会层次和个人层次的对外互动使中国外交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改革催生的新阶层、新团体对内政和外交的决策都发挥着日益明显的影响与作用，它们与外交形成的复杂互动关系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事物，亟待事实层次上的发掘和思想理论上的解读。这意味着许多依据西方案例或经验成熟起来的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理论，对中国外交也富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可以为近乎空白的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史研究提供有益线索。相比之前仅依赖历史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面，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可借助的理论资源出现了极大丰富的景象。三、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史研究的方法技巧科学的方法是学术研究的根本保证。外交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特性、独特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所以，深化外交史研究，既要依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要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同时需兼顾中国国情和中国外交的特殊性。外交史研究需要突出决策研究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决策研究，就是重点发掘决策过程尤其是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决策是外交政策的灵魂与核心，它关乎外交事件时间维度上的因果演变，以及空间维度上的部门协调、配合，是串联事件各个维度、阶段、环节的重要线索。所以，研究决策过程有利于展现与决策者相连接的各类、各级参与者及其相互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有利于勾画一个更趋完整的事件拼图，可以将以往学界视作孤立的外交事件勾连成一体，克服以单一部门为叙事单元和孤立叙事的缺陷。例如，只有了解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的意图，才能发现中国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之间的因果联系。此外，决策意图与政策执行过程、政策监测评估进程的对比，也可以拓展认识外交事件的视角。例如，早在1978年访日期间，邓小平就定下了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策目标，但1979年正要付诸实施时，驻苏使馆反而趁机开启了对苏缓和的进程，这导致决策层花费了大半年时间才再次中止对苏缓和*樊超：《1979年中国对美政策讨论与中美互动》，《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这种对比有利于发现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不仅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服从关系，而且存在着执行层影响甚至诱导决策层的现象。研究决策意图不能止步于描述决策者对具体外交议题的处理方案，还要解答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因或逻辑。中国外交决策的独特性在于决策者处理内政的思路，会对外交议题的处置思路、方案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某些外交决策就是处理内政议题而产生的副产品。改革开放之初，决策层在发展中美关系还是开启中苏缓和之间的权衡，实质上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选择现代化的借鉴对象，是经济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等内政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外交史研究需要重视史料搜集的多样化与鉴别。改革开放以来的档案尚未解密，少量已经出版的正式文献大都是对档案的零星摘编，无法反映档案等史料的全貌，因而史料搜集的多样化变得十分必要，其突破口在于挖掘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口述史料有很强的线索作用，但又有相当的主观色彩。受访者的陈述会因为时间跨度，在时间、细节上出现模糊、错漏等情况，对亲历事件的自豪感、荣誉感可能导致陈述集中在自我和局部的视角。有些受访者会因兴趣点或工作习惯等原因，遗忘事件甚至拒绝访谈。这决定了口述史料搜集的难度和严谨鉴别的必要性。研究者既要掌握访谈技巧又需多方的史料对比，既辨别事件的真伪和精确度也要破除口述史料的主观性缺陷，让口述事件在整体的叙事框架中找到真实合理的位置。例如，围绕1982年中苏关系缓和的决策会议，相关文献都提供了“夏天”“7月、8月间”这种模糊的时间表述*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35页。，一直令相关研究者疑惑为何中美“八一七公报”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却只出现了中苏关系的决策会议。直至与新出版的回忆录比对，才澄清了当时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对美政策，对苏政策是中途添加的新议题*《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页。。外交史研究需要更新史料解读的方法。外交史涉及各级领导人和各类职能部门，围绕它们所形成的史料，带有极强的个人语言风格与行业术语特点，增加了解读难度。相关研究常常存在两种相反的解读趋势：一种是依赖政治话语体系摘抄和汇编史料，无法形成独立的学术解读，要么成为政策宣讲的注脚，要么只能巩固既有的解释，缺乏足够的学术创新；一种是过分解读史料中的细节，将决策者或职能部门的常规行为视作精心安排的布局，从而陷入全面理性模式的解读。要避免这些误区，需要在研究技巧上遵循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原则。所谓一般性是指，中国外交是中共领导下涉外工作的分支，其理念和行为的根本逻辑只能在党史的范畴内得到解答。这要求研究者要系统了解中国决策层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以及领导人的决策兴趣、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例如，邓小平常以“打牌”比喻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其本意是强调中美关系关乎国家的安全战略与现代化战略，因而是战略定位。若刻意按照桥牌规则强加解读，则会扭曲决策者的实际用意。唯其如此，才能将政治话语体系转换成大众语言或学术语言。所谓特殊性是指，改革开放开启了外交工作的职业化进程，外交职能部门的功能和业务极大拓展，制度规范逐步创新，共同构成了外交史研究在微观层次的诸多新课题。这要求研究者对职业外交有专门的知识储备，并经常性地借助外交学、行政学或管理学的理论，解读外交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运作方式与规范、工作技巧、风格和术语。例如，领事保护作为中国外交的新生事物和新课题，就涉及撤侨机制、海外司法援助等新的术语和新的行政制度的研究。对此类微观层次的史料解读，需要借助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外交史研究应重视发掘微观细节。中国的外交史研究存在一种路径倾向，即将外交部的工作等同于国家的全部外交行为，但这在常识上就无法实现自洽。外交不仅涉及纵向的决策机构、协调机构、执行机构等，还包括横向的情报系统、国防军事系统、经济文化教育系统等。忽视社会、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就无法总结出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的根本规律，得出的逻辑在解释现实时，经常遭遇“集体性失明”的尴尬*① 牛新春：《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所以，外交史研究要破除概略化、简单化的解释模式，重视对事件复杂性的研究，突破“国家”这个模糊的宏观概念，以微观史学的视角揭示外交的多层次、宽领域，以规避单一视角下将历史简单化的风险*② 邓京力：《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史证明，中国对美政策并非完全是“国家”的理性思考，而是决策层讨论、博弈的结果*③ 《徐向前年谱》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537页。。改革开放史蕴含着丰富的内政与外交议题，二者间的复杂互动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近年来，“新档案派”*④ 王栋、贾子方：《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学者依据出版的档案和文献，结合国外的解密档案，突破了旧的政治叙事话语，贡献了大量的新事实和新解释，纠正了因缺乏史料而造成的误读和误判。这些学者在研究中展现的学术风格、理论与方法技巧，具有教科书式的示范意义。这些高质量的研究关乎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毕竟中国与世界相处的理念、原则和方法都是由外交史知识决定的。所以，外交史研究不仅是知识的储备，而且在实务层次为透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提供重要借鉴。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128/4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