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史视野下的外交史研究(3)

研究决策意图不能止步于描述决策者对具体外交议题的处理方案，还要解答其背后的深层次动因或逻辑。中国外交决策的独特性在于决策者处理内政的思路，会对外交议题的处置思路、方案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某些外交决策就是处理内政议题而产生的副产品。改革开放之初，决策层在发展中美关系还是开启中苏缓和之间的权衡，实质上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选择现代化的借鉴对象，是经济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等内政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马叙生：《我亲历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百年潮》1999年第4期。。

外交史研究需要重视史料搜集的多样化与鉴别。改革开放以来的档案尚未解密，少量已经出版的正式文献大都是对档案的零星摘编，无法反映档案等史料的全貌，因而史料搜集的多样化变得十分必要，其突破口在于挖掘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口述史料有很强的线索作用，但又有相当的主观色彩。受访者的陈述会因为时间跨度，在时间、细节上出现模糊、错漏等情况，对亲历事件的自豪感、荣誉感可能导致陈述集中在自我和局部的视角。有些受访者会因兴趣点或工作习惯等原因，遗忘事件甚至拒绝访谈。这决定了口述史料搜集的难度和严谨鉴别的必要性。研究者既要掌握访谈技巧又需多方的史料对比，既辨别事件的真伪和精确度也要破除口述史料的主观性缺陷，让口述事件在整体的叙事框架中找到真实合理的位置。例如，围绕1982年中苏关系缓和的决策会议，相关文献都提供了“夏天”“7月、8月间”这种模糊的时间表述*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35页。，一直令相关研究者疑惑为何中美“八一七公报”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却只出现了中苏关系的决策会议。直至与新出版的回忆录比对，才澄清了当时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对美政策，对苏政策是中途添加的新议题*《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外交史研究需要更新史料解读的方法。外交史涉及各级领导人和各类职能部门，围绕它们所形成的史料，带有极强的个人语言风格与行业术语特点，增加了解读难度。相关研究常常存在两种相反的解读趋势：一种是依赖政治话语体系摘抄和汇编史料，无法形成独立的学术解读，要么成为政策宣讲的注脚，要么只能巩固既有的解释，缺乏足够的学术创新；一种是过分解读史料中的细节，将决策者或职能部门的常规行为视作精心安排的布局，从而陷入全面理性模式的解读。要避免这些误区，需要在研究技巧上遵循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原则。所谓一般性是指，中国外交是中共领导下涉外工作的分支，其理念和行为的根本逻辑只能在党史的范畴内得到解答。这要求研究者要系统了解中国决策层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以及领导人的决策兴趣、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例如，邓小平常以“打牌”比喻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其本意是强调中美关系关乎国家的安全战略与现代化战略，因而是战略定位。若刻意按照桥牌规则强加解读，则会扭曲决策者的实际用意。唯其如此，才能将政治话语体系转换成大众语言或学术语言。所谓特殊性是指，改革开放开启了外交工作的职业化进程，外交职能部门的功能和业务极大拓展，制度规范逐步创新，共同构成了外交史研究在微观层次的诸多新课题。这要求研究者对职业外交有专门的知识储备，并经常性地借助外交学、行政学或管理学的理论，解读外交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运作方式与规范、工作技巧、风格和术语。例如，领事保护作为中国外交的新生事物和新课题，就涉及撤侨机制、海外司法援助等新的术语和新的行政制度的研究。对此类微观层次的史料解读，需要借助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外交史研究应重视发掘微观细节。中国的外交史研究存在一种路径倾向，即将外交部的工作等同于国家的全部外交行为，但这在常识上就无法实现自洽。外交不仅涉及纵向的决策机构、协调机构、执行机构等，还包括横向的情报系统、国防军事系统、经济文化教育系统等。忽视社会、政治结构的复杂性，就无法总结出外交决策和国际关系的根本规律，得出的逻辑在解释现实时，经常遭遇“集体性失明”的尴尬*① 牛新春：《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所以，外交史研究要破除概略化、简单化的解释模式，重视对事件复杂性的研究，突破“国家”这个模糊的宏观概念，以微观史学的视角揭示外交的多层次、宽领域，以规避单一视角下将历史简单化的风险*② 邓京力：《微观史学的理论视野》，《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史证明，中国对美政策并非完全是“国家”的理性思考，而是决策层讨论、博弈的结果*③ 《徐向前年谱》下卷，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537页。。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128/4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