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史视野下的外交史研究(2)

外交史研究需要克服理性依赖的研究思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常以简化的模型和视角解释中国的外交决策，在引导学者进行逻辑反推时，常表现出两种线索倾向。第一种是将本国的外交决策视作决策者为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理性活动，外交进程都是决策层严密把控、精心推进的。但事实上，外交决策进程大都是决策者逐渐明确决策意图、不断完善决策方案的漫长过程，并非遵循一蹴而就的全面理性模式。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外交战略由“一条线”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1979年发端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完成，历时两年多。缓慢的原因在于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和目标是在解决中美纠纷的具体进程中逐步清晰、明确的，决策所需的情报信息也是逐步到位的。第二种研究倾向则把外交纠纷或难题视作外国敌视中国的阴谋举措，是将别国政策视作极度理性乃至“阴谋论”的解释路径。外交是一国与别国或多国的互动过程，外交进程中的因果关系是由各个参与方交替互动、相互影响而塑造的。因此，外交史需涵盖互动进程中的每一个参与方，忽视研究任何参与方的行为，都将打乱真实的因果链条。例如中美关系中的纠纷，大多是双方客观差异造成的调适磨合，“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可以看到，中国国内政治的重大转折，能够直接影响甚至扭转中美关系，而美国国内政治则起不到这种作用”*何迪、徐家宁主编：《中美关系200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第4页。。理论是基于事实的总结，克服理性依赖的方法在于坚持先有事实发掘后有理论总结的工作顺序。

外交史研究应该兼顾宏大、多元的叙事框架。外交史多以双边关系的专题展开研究，其优势是双边的互动关系和线索较为明晰，各方的参与主体少而可控，兼而方便行文。但随着越来越丰富的国际关系背景被勾画出来之后，双边关系的叙事框架反而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在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的叙事框架下，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外交事件被赋予了更广泛和更重大的意义。例如，在双边叙事框架下，反苏统一战线对国防安全和现代化的影响以及对中美军事和战略合作的作用更受关注。而从地区或全球层次看，反苏战略“把苏联势力几乎是彻底的排挤出亚太地区……使市场经济在东亚地区变成主流，东亚整体地进入到世界体系、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王尔德、吕泓霖：《专访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东亚繁荣：冷战的一个非预期遗产》，《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0月28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典型地代表了“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共赢经验。因此，外交史的研究呼唤更多元、更多层次的叙事框架和观察视角，这既有利于发掘更加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内涵，也能更好地反映中国外交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次与世界产生的互动和影响。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史的研究又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涉及各个层面和领域，中国的对外交往不再仅限于政府间关系，社会层次和个人层次的对外互动使中国外交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改革催生的新阶层、新团体对内政和外交的决策都发挥着日益明显的影响与作用，它们与外交形成的复杂互动关系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事物，亟待事实层次上的发掘和思想理论上的解读。这意味着许多依据西方案例或经验成熟起来的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心理学理论，对中国外交也富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可以为近乎空白的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史研究提供有益线索。相比之前仅依赖历史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面，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史研究可借助的理论资源出现了极大丰富的景象。

三、改革开放时期外交史研究的方法技巧

科学的方法是学术研究的根本保证。外交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特性、独特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所以，深化外交史研究，既要依托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要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同时需兼顾中国国情和中国外交的特殊性。

外交史研究需要突出决策研究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决策研究，就是重点发掘决策过程尤其是决策者的决策意图。决策是外交政策的灵魂与核心，它关乎外交事件时间维度上的因果演变，以及空间维度上的部门协调、配合，是串联事件各个维度、阶段、环节的重要线索。所以，研究决策过程有利于展现与决策者相连接的各类、各级参与者及其相互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有利于勾画一个更趋完整的事件拼图，可以将以往学界视作孤立的外交事件勾连成一体，克服以单一部门为叙事单元和孤立叙事的缺陷。例如，只有了解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的意图，才能发现中国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之间的因果联系。此外，决策意图与政策执行过程、政策监测评估进程的对比，也可以拓展认识外交事件的视角。例如，早在1978年访日期间，邓小平就定下了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策目标，但1979年正要付诸实施时，驻苏使馆反而趁机开启了对苏缓和的进程，这导致决策层花费了大半年时间才再次中止对苏缓和*樊超：《1979年中国对美政策讨论与中美互动》，《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这种对比有利于发现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不仅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服从关系，而且存在着执行层影响甚至诱导决策层的现象。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128/4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