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存在与变奏”，对中国当代文学意味着(2)

“格非在1980年代中后期借助西方叙事技巧获得译介与研究，随后认识本民族宝贵且多样的文化资源，并从中汲取资源，消减对‘借鉴'的依赖。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说，格非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一种‘差异资源'，丰富了对世界文学的认识，彰显了作为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价值。”季进说。

莫楷（Canaan Morse）翻译的《人面桃花》，由纽约书评出版社出版。细读：《望春风》与《月落荒寺》在凭借“江南三部曲”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第二年，格非发表了小说《望春风》。

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看来，《望春风》是格非小说中特别重要的一部。“《望春风》也登上了2016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第一届收获文学排行榜）。这部作品在格非个人写作中的意义，以及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节点意义，都需要被重新识别。”

从结构上讲，何平认为《望春风》是一个特殊文本：四个章节，父亲、德正和春琴各占一章，第三章类似列传记录十七个乡村人物，他们一同建构起乡村的政治、社会与日常生活伦理框架。“特别的一点在于，从《白鹿原》开始，我们的长篇小说叙事逻辑基本从属于大时代的历史节点，而《望春风》改变了我们对大时代历史节点的过度依赖。此外，文学对于乡村叙述特别重要，现代乡村某种程度上是被叙述出来的。我们观察现代乡村生活的‘常'与‘变'，总是容易聚焦在‘变'，但格非写出了大变动时代的人之常情和人之常态、常性，这种书写能有效地给已经固化的乡村写作带来冲击。”

《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也将《望春风》视为格非现有小说中的一个“特例”。他说，从作品所呈现的世界来看，《望春风》有一个下移的倾向，其中的主要人物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革命志士，更多的是普通人；在和叙述世界的关系上，叙述者不再是一个冷静观察的局外人，而是进入叙述世界之中，文本也带有感情；在对于人性和世界的认识上，《望春风》虽然也呈现人性的弱点，但更多理解与同情，写出了常人的美好，而非只是揭开人性之恶与世界残酷的一面；在和读者的关系上，《望春风》也由冷变热，使得小说如说书人讲故事一般亲切、松弛。

《望春风》在写完《望春风》以后，格非下定决心不再写乡村题材作品。他曾说：“我们这个年龄，50来岁，特别喜欢怀旧，一旦怀旧起来埋头在里面就拔不出来，但是这样不行，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了解新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格非希望把笔触放回现在的生活环境中，这就有了他目前最新的小说《月落荒寺》。《月落荒寺》以大学老师林宜生的情感故事为主线，勾勒出一代都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特别细读了《月落荒寺》的结尾。“可以说《月落荒寺》有两个结尾，一个是‘荒寺中的音乐会'，在月光下在音乐中似乎一切对立都不复存在了，审美取得了胜利，感性的世界战胜了计算利益的理性的世界。第二个结尾是音乐会结束七年后楚云和林宜生的重遇，这是一个反讽型的结尾。我们看到林宜生在这一时刻，盘算着的是隐瞒妻子的身份。在这个结尾，林宜生还是一个高度理性的存在，一个趋利避害的主体。审美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林宜生这一群体，他们终究不是月光，他们是荒寺。”

《月落荒寺》打开：寻找阐释格非的更多路径就作家类型而言，很多人说格非是博尔赫斯的学生，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在格非身上看到了托尔斯泰的影响。“毫无疑问，格非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确实向博尔赫斯学习了很多。然而也正是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格非阐释的其他可能性。托翁在他的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农民问题、俄国知识分子问题以及欧洲革命对俄国社会的冲击影响等等，呈现这个剧烈动荡不安的十九世纪俄国历史图景的紧迫性，变形为一个作家的自我呈现，这是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境遇甚至宿命。”陈福民认为，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以及《望春风》等写作中所展示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来自于相关历史境遇的召唤。

“我们会发现，格非的小说脉络非常清晰，各种细节都很准确，但底部又有一个巨大的混沌的旋涡，凸显了我们的精神困境。也就是说，他所叙述的都是清澈明白的，但内里被带出来的东西又是令人迷惑的。”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特别关注格非本人体验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这个世界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可以肯定，格非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至少是双向审视的。虽然格非迄今没有写过自传体的东西，但你仍可以在他小说的一些主人公身上读到格非影子的屈折投射。双向审视的话语方式，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源头就是鲁迅，格非和鲁迅之间也是有内在联系的，只是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了。”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zonghexinwen/2021/0525/5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