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辨析(3)

中国的理论家秉着汉语里的剥削本意，与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大改造中批判“剥削”有罪的意识形态主流，为三大改造的成功在中国民粹主义、平均主义深厚的土壤上赢得了民意。但是，三大改造消灭了“剥削”后，也消灭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性，消灭了社会财富的来源——微观经济活动的生机和活力。历史的吊诡是，三大改造消灭的“剥削”，历经三十年的沧桑变化，又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重新出现，且以不可阻挡之势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今日的老板们热衷于“剥削”，成千上万的打工族不都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削”？

人类史上不乏出于崇高理想企图消灭“剥削”的理论和实践，象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毕其一生都在探讨消灭“剥削”的理论，并在1824年在美国创建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新村，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批判“剥削”有罪与批判国家（政府）的“恶”、批判民主的缺陷一样，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追求没有“剥削”的“无罪”社会，与追求没有“恶”的国家（政府）、追求没有缺陷的民主一样都是乌托邦幻想，是注定要失败的。如前所述，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看上去都来源于社会微观经济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自由活动中的创造，然而这个创造却是在没有温情的“剥削”中实现的，所以说“剥削”是人类不得不选择的“鱼肉”行为。这种没有温情的“鱼肉”行为，不但增加全社会的财富，还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互相依存中，实现了社会安定与和谐。然而长期以来教科书上将社会安定与人类和谐赖以存在的基础——“剥削”，颠倒黑白地说成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并煞有介事地说历史上的农民、工人起义都是不堪忍受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是“剥削”阶级把人们逼上绝路引发的群众革命。实际上，历次农民起义及近代工人革命都是官府与民众的矛盾造成的。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中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之所以发生，都是农民无法忍受官府的苛捐杂税和名目繁多的徭役，在活不下去了的情况下的铤而走险，是真正的官逼民反。所以秦教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非是经典所说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是农民与官府的矛盾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所谓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进步，也就根本未曾有过。人类近代史上的两次影响巨大的革命，都不是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引发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人民特别是巴黎市民不满路易十六的税收引发的。所以革命暴力的首先目标是各地的收税部的税卡被捣毁。被誉为开辟了人类新纪元的十月革命，实质上是俄国二月革命后不断上演的政权更迭中的“其中之一”。

让我们感同身受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实际上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剥削”的不断壮大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繁荣，从而消除了计划经济造成的经济匮乏，使中国人告别了凭票证供给粮食、供给食品、供给日用品的生活；使国家从经济崩溃的边缘跃进到繁荣昌盛的今天。所以，笼统地说“剥削”有罪是荒谬的，消灭“剥削”如同消灭人们的致富欲望一样，是不可能的。强行消灭，便消灭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动力，只能使社会倒退，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是计划经济国家留给人类的惨痛教训。也是遭受挫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发展的思想资源。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422/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