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资本论的中国传奇(2)

由于全身心扑在翻译工作上，打工变成了泡影，侯外庐一家在法国的生活相当拮据。在回忆录中，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我家的生活寒酸得不能再寒酸，同志们来访，我至多只能请他们吃碗山西抻面。有一次成仿吾同志来家，我特地为他沽酒一瓶，却没有菜招待，好在成仿吾同志是湖南人，他以一小瓶醋泡辣椒为佐，酒喝尽时，辣椒也光了。”

1928年2月，夫人乐英临产，侯外庐拿不出钱送她进私人医院。当时，法国有一种济贫性的国民医院，可以免费为外国人接生，但是在那里出生的孩子必须入法国籍。万般无奈，侯外庐把妻子送进巴黎一家国民医院，儿子一出生就被登记为法国人，一个护士为孩子取名为安德烈。“读到这段历史，我能感受到祖父字里行间隐忍不住的酸楚。”侯且岸说。

终于，因为生活无法维持，1930年春侯外庐一家返回祖国。离开时，侯外庐除了一捆《资本论》译稿和一个儿子外，一贫如洗。

组织，你在哪里

离法前，按照法共通知，侯外庐要去莫斯科接转组织关系。途经柏林时，侯外庐与正在此地的成仿吾商量，希望争取一个留在苏联翻译《资本论》的机会。成仿吾则提出了更大胆的计划，他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莫斯科，与侯外庐共同翻译《资本论》。

为了安全起见，侯外庐把在法国完成的二十章译稿暂存在成仿吾处。然后，带上成仿吾的亲笔信兴冲冲上路了。

到了莫斯科，侯外庐大失所望。尽管受到洛甫（张闻天）的热情欢迎，但是留苏翻译《资本论》的请求需得到当时中共在第三国际负责人张国焘的批准方能实现。几天后，洛甫带来了张国焘的意见：他不同意，但没有原因。

那么，回国后，组织关系该怎样联系呢？洛甫代表组织给出的指示是，回国后自己设法找党。此外便是一再地叮嘱警惕、小心。

“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一个个都心事重重，没有一个人对我翻译《资本论》的计划感兴趣。”“洛甫是没有权的，说话不能自主，表现得很拘谨，邓中夏是愤愤然。”带着这些失望与不解，侯外庐回到国内，在哈尔滨法政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

尽管失去了组织关系，但侯外庐决定第二次从头开始翻译《资本论》。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侯外庐被迫再次中断工作，回到北京，应聘于北平大学法学院。随后他便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左翼教师联盟”。

冥冥中的支持

1932年初春的一天，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人敲响了侯外庐位于前门左府胡同一号的寓所大门。他就是中法大学教授王思华。那次见面后，两人因共同翻译《资本论》而成为莫逆之交。

“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总感觉是李大钊在冥冥之中推动着《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侯且岸颇为感慨，“当年，因翻译《资本论》，李大钊介绍我祖父认识了陈翰笙，而陈翰笙又把王思华（河北乐亭人，系李大钊同乡，留法学生）推荐过来一起翻译《资本论》。更为传奇的是，王思华得知祖父翻译的前二十章译稿存放在德国这个消息后，便告知了当时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白余，后者通过组织渠道，硬是把这部分稿件找回来了。巧合的是，李白余竟然是李大钊的远侄。”

由于是第三次从头翻译，再加上王思华的支持，侯外庐译读《资本论》时存留的疑点被一个个解开。比如，第一卷第三章83 号注解，马克思提到了一位清朝官员，将其译为Wan-Mao-in，在法国时，侯外庐就想查证这位官员的姓名和职务，但苦于手头缺少资料，一直未能如愿。这次，他和王思华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白教授，最后才确定Wan-Mao-in 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尽管名字的发音相似，但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侯外庐仍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方案，这才断定，马克思所说的Wan-Mao-in 就是王茂荫。

1932年9月，侯外庐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正式出版。“再筹措印刷费时，王思华不知从哪里借到二百元作垫款。上册出版后，他告诉我没有赔钱……”这样的结果令侯外庐庆幸不已。

给阎锡山讲《资本论》

1932年12月1日，侯外庐因参加进步活动遭到逮捕。经多方营救，1933年9月得以保释出狱。不过，他在北平已无法立足，于是决定回山西老家。

此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正竭力标榜“民主”，网罗进步人士。因此，一大批共产党人应邀入晋进行合法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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