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以集体化(3)

再次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意识。必须强调开展集体化时期农民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延续至今反映农村现代性成长和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时代诉求。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农村读报小组、冬学和扫盲运动到农民夜校、农民通俗读物等文化教育实践，其本质也是一个农民与国家关系生成的“文字下乡”的知识生产过程，而且“文字下乡”同时也是重组农村社会和再造新型农民的文化实践过程。所以，从教育社会史角度进入1949年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历史，围绕知识生产、政治意识、观念认同等问题，构建对农民文化教育的持续展开和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相互关系并进行深入的微观实证研究，不仅对于揭示当代史中地域社会的内在构造和外在表现是一种新路径，而且也可以为解决当前农民教育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参照。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农民文化教育作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知识生产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村社会改造和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以晏阳初为代表针对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弊病进行了平民教育识字运动，但最终却因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而中断。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期，为解决农民文盲和识字率低下的难题，以开展农村扫盲运动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才在农村地区建立了“文字下乡”的农民教育制度网。列宁曾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7〕可见，普及农民文化教育是多么的重要。也有学者指出，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新中国彻底改造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结构，在新的乡村社会中，通过文化诉苦，农民意识到没文化的害处；通过合作化中新农具改良、记账、借贷、读报和劳动工分手册等形式，将识字真正嵌入了生产劳动环节中，改变了费孝通断言的农民“不需要”文字的状况，重新激发出了农民对文字的“需要”，进而自发地产生了学文化愿望，识字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开展〔8〕。这基本反映了集体化时期农民文化教育实践的历史逻辑和制度结构。不过，我们还可继续探讨的是在“文字下乡”的过程中，识字运动作为教育农民的组成部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农民的知识状况和观念感觉产生了影响，而这些影响反过来又对农民的生活世界及农村社会的内外关系形成了怎样的历史规定性。

因此，从社会史角度开展集体化时期农民文化教育的历史实践及影响研究，不只是简单地就扫盲运动本身来进行一些史实性的叙述，而是要真正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的时代命题放置在地域社会变革的脉络中，进而去探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民教育的“文字下乡”的知识生产与农村社会主义的转型发展及其现代性增长的关系史图景。或者说，教育农民的过程同时也是培育农民主体性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实践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教育过程的在地化接受和表现看似被动，实质上却是与自上而下的文化外力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状态之中，对此内在状态的深切理解和把握则是探究当代农村社会主义发生史所无法绕开的时代性话题。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问题路径所承载的历史实践内容外，它们相互间也存在着较强的逻辑性关联，也就是说，对技术维度的强调主要凸显的是技术革新与改造对于新中国农业生产和增产的不可或缺性，进而关注技术因素与中国当代史实践展开的相互关系。相比之下，从卫生的角度切入当代史，则试图以历史中的人及其居住环境为讨论对象，这一以人为本的卫生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对身体生产的历史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分析，以期总结和探求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历史经验及其时代意蕴。而教育维度所注重的是在农村社会如何进行知识生产，从而以教育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建构提供新的视角。之所以特别强调教育的视角对于重构当代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农民主体性塑造和农村现代性增长在意识形态和观念文化方面的重要体现。总而言之，技术、卫生和教育的问题架构体现了物质生产、身体生产、知识生产彼此间的内在性关联，也可看作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哲学观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具象化表现。其中，由身体生产所规定的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地位是这一问题纲要的中心，而物质生产、知识生产无疑须在此中心的规定下才变得可能且富有意义。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0/1107/3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