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精神史——评刘继明小说《人境》(3)

刘继明《人境》从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大作《安娜·卡列尼娜》中汲取了多方面的养料。对此，小说也有明确的提示。马垃把《安娜·卡列尼娜》放在枕边，时常翻阅。马垃青年时代喜欢保尔，中年后喜欢列文。在农民、知识分子、文人之间，慕容秋觉得不知如何定义马垃的身份，其实小说暗示马垃是一个列文式的人物。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农场主。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人境》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以马垃为中心，下部以慕容秋为中心，他（她）俩有一定的接触。熟悉《安娜·卡列尼娜》的读者，对这种结构方式一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就是“拱顶式”结构。《安娜·卡列尼娜》正是以安娜和列文两个叙事关联很小的中心人物为载体，形成了一个“拱顶式”结构。

一种文学传统是有一种内在精神的，这种内在精神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体现在文学的形式层面，也体现在思想性层面。一种文学传统也内在地与读者形成一种特定的默契。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给予《人境》以应有的评价。马垃出狱，重回神皇洲，他想在那里做一个农民，神皇洲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连有些读者都感到马垃的行为有些不合时宜。回到神皇洲的马垃给自己建了一座有风车的房子。小说的叙事逻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转向了。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风车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不能以批判现实主义的逻辑来理解它，而应该以理想主义的逻辑来理解它。马垃在神皇洲成立专业合作社，事实上离不开以他私人关系为纽带的权力资源的支持，也经不起资本的冲击。但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是不是就只能在权力和资本的作用下随风飘荡？如果不是，那么马垃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尝试与市场建立新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多的自治功能与主动性，这种路径就是值得尊重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马垃不合时宜，但是马垃这种精神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理想主义文学的职责，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现实有多么残酷，应该如何苟且，而恰恰是要告诉我们在残酷的现实中，应该如何坚守理想。

刘继明的小说《人境》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在这种内在精神的作用下，小说重新发掘整个改革时代的精神资源，梳理了改革时代精神史的内在脉络。在艺术上，它力图接续一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恢复文学的尊严。显然，对当代文学的当代史叙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系贵州大学引进人才项目“莫言小说的读者反应——基于豆瓣读书的分析”，编号：贵大人基合字（2014）008号，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374页、375页。

③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书写当代史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使命。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在书写当代史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部长达五十多万字的小说，堪称是一部改革时代的精神史。在当代文学的当代史叙事中存在着一种断裂，就是从革命时代到市场化时代的断裂。在这些小说中，人物似乎一夜之间完全忘却了过去，抛弃了过去，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进入了市场化时代。过去匮乏而压抑，现在则过剩而狂欢。《人境》通过精神史式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将两个时代重新联结在一起，弥合了这种断裂。在这类叙述中，对市场化时代人性的异化和社会的发展怀有一种失控的恐惧，有一种回望田园的情感倾向。从革命时代到市场化时代，中间有一个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作为启蒙时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承上启下的年代。小说选取了马垃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主人公，在构思上非常巧妙。马垃是一个典型的八十年代的人物。马垃的哥哥马坷是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马垃的老师逯永嘉是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马坷与逯永嘉可以说是一人两身的关系。马坷与逯永嘉的生命历程，包括马垃追随逯永嘉下海的经历，都深刻地塑造了他的心灵结构。马垃在狱中度过的与世隔绝的七年，给他形成了一种时间差，使他得以比常人更深刻更完整地在市场化时代中保存革命时代和启蒙时代的精神，对新时代的感知也有更强烈的历史感。马垃身上凝结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小说宏大结构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与神皇洲小时候的玩伴郭东生一家的关系，他与师范同学丁友鹏的同学关系，他与老师逯永嘉的关系，他与学生谷雨之间的关系，他与知青群体慕容秋、李海军的师生关系，以及经由他的哥哥马坷而建立起来的与慕容秋的特殊关系。这些关系都成为结构小说的重要形式。在这些关系中，马垃与逯永嘉和慕容秋关系对扩展小说的叙事空间尤为重要。逯永嘉给他思想启蒙，带他下海，让他体验了过渡时代的惊涛骇浪，成为他思考的重要支点，而且还通过逯永嘉建立了一些基于他自己的出身所不能有的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继承了逯永嘉的社会关系，例如与唐草儿的关系。通过与慕容秋的关系，小说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叙事空间，经由慕容秋而产生的以慕容秋本人为中心的学界场域和以慕容秋前夫辜朝阳为中心的权力和资本场域，成为整部小说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从马坷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也看到了浩然小说《艳阳天》中的萧长春，他是一个自我牺牲的英雄形象。逯永嘉是一个浮士德形象，也是一个于连的形象。马坷和逯永嘉这两种精神最终都通过非同一般的关系汇集到马垃身上。这两种精神在马坷心灵当中相互辩论，需要马垃来消化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对这两种思想的咀嚼与消化，实际上是当代社会前行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精神课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当代人在精神上，就永远是断裂的。精神上的断裂，就像一个生物体的内分泌失调一样，会造成人的无根感和社会机体的紊乱。因此，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马垃最终的解决方案是重回神皇洲，在那里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马坷和逯永嘉精神不同，道路不同，马坷的理想社会是人民公社，或者更远一点说可能是共产主义社会，而逯永嘉的理想是一个“理想国”。但他俩在更深层的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有一个“乌托邦”理想。马垃显然找到了他两位精神导师的同源性。马垃的哥哥叫马坷，他们兄弟俩的名字合起来就是“坷垃”，“坷垃”是土块儿的意思。马垃这个名字，实际上已经隐喻了他和土地，和农村的天然联系。因此出狱后的马垃，没有选择重回大城市佴城，而是回到了故土神皇洲。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正是这种不可思议，使马垃具有了一种“圣者”的意味。马垃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己与郭东生、丁友鹏私人关系，在神皇洲办起了“专业合作社”，毫无疑问这是在回应革命时代的农业合作社。马垃的同心合作社办得有声有色，甚至带动了赵广富成立了抗虫棉合作社，一度使人口外流、土地荒芜的神皇洲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复生机。重返土地的谷雨、孤苦的小拐、吸毒的唐草儿等人在“圣者”马垃影响下的变化，也似乎证明神皇洲真的成了一个乌托邦社会。至此，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从革命时代到市场化时代的精神断裂，并且要开创出一种新的生活。但是社会的巨轮仍然在滚滚向前。就在马垃的神皇洲似乎已经成了乌托邦社会的时候，资本的力量再次打破了这种宁静。楚风集团要在神皇洲建厂，迫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得不离开。楚风集团实际上处于跨国资本支配之下，楚风集团对神皇洲的乌托邦社会的搅扰，使得马垃的乌托邦像梦一样破碎。小说中，马垃和慕容秋可能并没有最终解决当下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但是他（她）们并没有停止继续探索的努力。马垃和慕容秋的结合，是实践与理论的结合，象征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将在新的形势下走上高度的自觉。小说《人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其中，我们能看到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当代史叙事的对话。例如知青与当地农村干部之间关系的描写，慕容秋与马坷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王安忆小说《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与杨绪国之间的关系。在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中，女知青李小琴挖空心思主动引诱村干部杨绪国，并不是因为喜欢杨绪国，而纯粹是想用自己的美色和杨绪国做交易，让杨绪国在招工时推荐她。后来在招工推荐时，杨国绪没有推荐李小琴，李小琴把杨绪国告了，告他奸污女知青。在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中，小说继续写杨绪国被放出来之后，他在小岗上找到李小琴，和李小琴在岗上的房子里度过了七天七夜的昏天黑地的性爱生活。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开始是女知青色诱村干部，是在权力下牺牲肉体的叙述模式，这也是伤痕文学中知青叙事的重要模式。后来是两个自然肉身的性爱模式，这是《岗上的世纪》的真正目的，王安忆要描述一种纯粹的自然的性爱。《人境》既不同于女知青牺牲模式，也不同于自然的性爱模式。慕容秋并没有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而用自己的色相与马坷交换什么，也没有与马坷惊天地泣鬼神的肉体缠绵。他们是一种精神性的恋爱。这种精神恋模式产生了新型的知青与农村的关系。在过去的知青叙事中，主流的是两种模式，一是“青春无悔”，一是知青受害，受害就是“有悔”。当然在这两者当中，还是“有悔”占主流。但是，不论有悔还是无悔，知青生活都只是作为这些人的记忆而存在的，知青记忆成了知青和我们社会已经逝去的“崇高的历史经验”。《人境》重新激活了知青记忆，使它重新融入到我们当下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来，莫容秋的知青生活，于是成了她在新的高度和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与农村结合的渊源。除了与历史叙事对话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它与当下农村处境的对话。马垃出狱后初回神皇洲，这时的神皇洲似乎与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的描写相差无几。但是马垃并没有悲观哀叹，而是试图重新恢复神皇洲的生机。不可否认的，小说中有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对话。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以学者身份出现的人物也反复提到这些。小说借何为这个社会学者之口说“他们不能容忍我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社会所进行的哪怕是很有限的 ‘正面性’描述。”①何为的老同学庄定贤则说“老何这个人越来越左。”②显然，刘继明的小说《人境》与小说中人物何为的《何家庄的变迁》一样，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有限的正面性描述。这些“有限的正面性”描述，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当代史叙事中出现的大面积的否定性描述形成了立场鲜明的对话关系。在这些否定性描述中，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具有代表性的。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时代。《生死疲劳》中的主人公之一蓝脸却是一个典型的单干户。因为拒绝加入合作社，蓝脸的亲人都纷纷离他而去，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他的一小块地，像个楔子似的嵌在集体的地中间。他的劳作时间也从白天变成了晚上。蓝脸似乎成了整个集体经济时代的幽灵。尽管如此，他还是始终认一个死理：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硬捏合到一块儿，怎么好得了？③在这些作品中，经济集体是失败的，一方面，它不能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它还催生了分配权掌握者的个人欲望和极权心理。这两者共同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凋敝。《人境》在这个意义上，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集体经济及其时代精神的契机。它决不是对那个时代的简单重写，而是在这种重写当中拉开了距离，给了我们一个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螺旋式上升的认识可能。刘继明的《人境》接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左翼文学传统，也在向现实主义大师列夫·托尔斯泰致敬。通过《人境》，我们很容易看到柳青的《创业史》、浩然《艳阳天》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影子，作者甚至生怕我们看不见，一再以各种形式提醒我们，例如对梁生宝买稻种情节的重写。在其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左翼文学的影子，尤其是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的特征。在艺术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境》同时具有《子夜》的优点和不足。小说结构气势恢宏，描写风格具有经典现实主义的细密。小说为了扩大容量，使用了多种形式，如马坷的日记、何为和慕容秋的“情书”、各种引文、学术会议、人物的思想活动，故地重游等。正如慕容秋的女儿鹿鹿所感受到的那样，何为硬是把情书写成了学术通讯。就连慕容秋女儿鹿鹿与年轻学者旷西北的恋爱也成为结构小说的一个环节。多种形式的引入，优点是它有利于提升小说的思想性，缺点是小说的形象性空间遭到挤压。这些优点和缺点显然与《子夜》有相通性。除了《子夜》，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春蚕》的影子，例如，抗虫棉合作社借高利贷买棉种的情节，让人想到《春蚕》中的老通宝借高利贷买桑叶的情节。刘继明《人境》从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大作《安娜·卡列尼娜》中汲取了多方面的养料。对此，小说也有明确的提示。马垃把《安娜·卡列尼娜》放在枕边，时常翻阅。马垃青年时代喜欢保尔，中年后喜欢列文。在农民、知识分子、文人之间，慕容秋觉得不知如何定义马垃的身份，其实小说暗示马垃是一个列文式的人物。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农场主。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人境》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以马垃为中心，下部以慕容秋为中心，他（她）俩有一定的接触。熟悉《安娜·卡列尼娜》的读者，对这种结构方式一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就是“拱顶式”结构。《安娜·卡列尼娜》正是以安娜和列文两个叙事关联很小的中心人物为载体，形成了一个“拱顶式”结构。一种文学传统是有一种内在精神的，这种内在精神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体现在文学的形式层面，也体现在思想性层面。一种文学传统也内在地与读者形成一种特定的默契。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给予《人境》以应有的评价。马垃出狱，重回神皇洲，他想在那里做一个农民，神皇洲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连有些读者都感到马垃的行为有些不合时宜。回到神皇洲的马垃给自己建了一座有风车的房子。小说的叙事逻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转向了。这个富有象征意味的风车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不能以批判现实主义的逻辑来理解它，而应该以理想主义的逻辑来理解它。马垃在神皇洲成立专业合作社，事实上离不开以他私人关系为纽带的权力资源的支持，也经不起资本的冲击。但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是不是就只能在权力和资本的作用下随风飘荡？如果不是，那么马垃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尝试与市场建立新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多的自治功能与主动性，这种路径就是值得尊重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马垃不合时宜，但是马垃这种精神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理想主义文学的职责，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现实有多么残酷，应该如何苟且，而恰恰是要告诉我们在残酷的现实中，应该如何坚守理想。刘继明的小说《人境》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在这种内在精神的作用下，小说重新发掘整个改革时代的精神资源，梳理了改革时代精神史的内在脉络。在艺术上，它力图接续一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恢复文学的尊严。显然，对当代文学的当代史叙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0/1104/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