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精神史——评刘继明小说《人境》(2)

小说《人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其中，我们能看到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当代史叙事的对话。例如知青与当地农村干部之间关系的描写，慕容秋与马坷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王安忆小说《岗上的世纪》中的李小琴与杨绪国之间的关系。在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中，女知青李小琴挖空心思主动引诱村干部杨绪国，并不是因为喜欢杨绪国，而纯粹是想用自己的美色和杨绪国做交易，让杨绪国在招工时推荐她。后来在招工推荐时，杨国绪没有推荐李小琴，李小琴把杨绪国告了，告他奸污女知青。在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中，小说继续写杨绪国被放出来之后，他在小岗上找到李小琴，和李小琴在岗上的房子里度过了七天七夜的昏天黑地的性爱生活。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开始是女知青色诱村干部，是在权力下牺牲肉体的叙述模式，这也是伤痕文学中知青叙事的重要模式。后来是两个自然肉身的性爱模式，这是《岗上的世纪》的真正目的，王安忆要描述一种纯粹的自然的性爱。《人境》既不同于女知青牺牲模式，也不同于自然的性爱模式。慕容秋并没有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而用自己的色相与马坷交换什么，也没有与马坷惊天地泣鬼神的肉体缠绵。他们是一种精神性的恋爱。这种精神恋模式产生了新型的知青与农村的关系。在过去的知青叙事中，主流的是两种模式，一是“青春无悔”，一是知青受害，受害就是“有悔”。当然在这两者当中，还是“有悔”占主流。但是，不论有悔还是无悔，知青生活都只是作为这些人的记忆而存在的，知青记忆成了知青和我们社会已经逝去的“崇高的历史经验”。

《人境》重新激活了知青记忆，使它重新融入到我们当下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来，莫容秋的知青生活，于是成了她在新的高度和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与农村结合的渊源。除了与历史叙事对话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它与当下农村处境的对话。马垃出狱后初回神皇洲，这时的神皇洲似乎与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的描写相差无几。但是马垃并没有悲观哀叹，而是试图重新恢复神皇洲的生机。不可否认的，小说中有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对话。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以学者身份出现的人物也反复提到这些。小说借何为这个社会学者之口说“他们不能容忍我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社会所进行的哪怕是很有限的 ‘正面性’描述。”①何为的老同学庄定贤则说“老何这个人越来越左。”②显然，刘继明的小说《人境》与小说中人物何为的《何家庄的变迁》一样，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有限的正面性描述。这些“有限的正面性”描述，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当代史叙事中出现的大面积的否定性描述形成了立场鲜明的对话关系。在这些否定性描述中，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具有代表性的。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是一个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时代。《生死疲劳》中的主人公之一蓝脸却是一个典型的单干户。因为拒绝加入合作社，蓝脸的亲人都纷纷离他而去，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他的一小块地，像个楔子似的嵌在集体的地中间。他的劳作时间也从白天变成了晚上。蓝脸似乎成了整个集体经济时代的幽灵。尽管如此，他还是始终认一个死理：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硬捏合到一块儿，怎么好得了？③在这些作品中，经济集体是失败的，一方面，它不能调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它还催生了分配权掌握者的个人欲望和极权心理。这两者共同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凋敝。《人境》在这个意义上，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集体经济及其时代精神的契机。它决不是对那个时代的简单重写，而是在这种重写当中拉开了距离，给了我们一个在否定之否定基础上，螺旋式上升的认识可能。

刘继明的《人境》接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左翼文学传统，也在向现实主义大师列夫·托尔斯泰致敬。通过《人境》，我们很容易看到柳青的《创业史》、浩然《艳阳天》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的影子，作者甚至生怕我们看不见，一再以各种形式提醒我们，例如对梁生宝买稻种情节的重写。在其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左翼文学的影子，尤其是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的特征。在艺术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境》同时具有《子夜》的优点和不足。小说结构气势恢宏，描写风格具有经典现实主义的细密。小说为了扩大容量，使用了多种形式，如马坷的日记、何为和慕容秋的“情书”、各种引文、学术会议、人物的思想活动，故地重游等。正如慕容秋的女儿鹿鹿所感受到的那样，何为硬是把情书写成了学术通讯。就连慕容秋女儿鹿鹿与年轻学者旷西北的恋爱也成为结构小说的一个环节。多种形式的引入，优点是它有利于提升小说的思想性，缺点是小说的形象性空间遭到挤压。这些优点和缺点显然与《子夜》有相通性。除了《子夜》，我们也很容易感受到《春蚕》的影子，例如，抗虫棉合作社借高利贷买棉种的情节，让人想到《春蚕》中的老通宝借高利贷买桑叶的情节。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0/1104/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