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4)

现在，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讲故事和从事历史研究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了。做历史研究，或者把它的结果表达出来，不同于讲述一个现成的故事，哪怕你讲故事时采用的是自己的语言，你对情节作了某些调整处理，并能把它讲得比它原先的型态更生动有趣、更感人；研究历史时，你是受一个问题或一组问题的引导，于是把相关的那些现成故事拿来拆解分析，从中提取出若干有用的要素，经过比较、考量与综合，找到问题的答案。根据性质不同的提问，答案可以有几个类型。一种具有纯粹和简单明确的事实性质，如何物、何人、何时、何地之类，就是新闻学里说的 what、 who、 when、 where这样四个 W。札剌亦儿部迁往辽西之前的游牧地在哪里？在古人用“浮屠”和“佛”来音译佛祖的名称之时，这几个汉字的读音是若何？它们是从什么语言翻译过来，其源词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被纳入到四 W的范围之内。如果说这也是在讲故事，那么它所成就的便是一个新故事，从旧故事的信息里发掘出来的崭新故事。但是季羡林在他的两论里讨论的，还有超出上述范围的问题。佛教是如何经过两条不同的路线传入汉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完全是一种“纯粹和简单明确的事实”，它需要通过对一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形成一种更复杂的“叙事”。它要回答的，基本上是有关如何和为（去声）何，即新闻学里另外两个 W（ how、 why）的提问。故事对历史研究的前两层意义，可以根据故事被用来应答的提问是属于前四个 W，还是属于后两个 W来予以区分。

故事对历史研究的第三层意义在于，它们还可以用来回答某些更带宏观性和理论性、可以被定位在更大分析框架之中的提问,尽管问题性质仍未超出后两个 W的范围。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故事所回应的问题，看起来离开故事本身更远、更少直接关联度。

有一本书很值得推荐，《叫魂：一七六八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一位名叫孔飞力的美国历史学家写的。书里说的是“盛世”中的乾隆三十三年，由发生在当日中国经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连锁妖术案所牵引出来的一桩全国性大冤狱。现在先让我把这个事件的始末简单地介绍一下。

一七六八年春初，发生在浙江省内两个相邻县城里的两桩寻常而互不相关的魇魅未遂案，意外地经由传言流播而发酵成为蔓延到江南诸多大小城镇的社会歇斯底里。尽管毫无切实证据，但出于对妖术的恐慌，各地民众都在对被怀疑为魇魅执行者的僧俗流亡者滥施私刑。这一系列带有极大盲目性，手段与目的都含混不清的无组织集体暴力，透过非公开的特殊信息渠道被乾隆帝侦知。地方行政当局在来自皇帝的勘查令压力下，开始对疑犯酷刑逼供，以求追缉被皇帝认为还躲在幕后的妖术指使者。根据屈打成招的虚假口供四处抓捕，堂讯对供自然要破绽百出，于是又导致反复的翻供、改供。

随着有意无意、主动或被迫的旁牵蔓引，案件越查就变得越大。再加上魇魅的方式之一恰恰是以剪去受害人的辫梢来勾摄其灵魂，乾隆开始怀疑这是一场由某个反满的主谋集团在背后策划的严重政治案件。追查的廷训也变得越来越严厉。到该年秋冬之际，剪辫案发展成一件牵涉到江苏、安徽、山东、直隶、热河、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十数省的政治大案。几十个无辜的人因刑讯而毙命或致残。年末，在北京复审涉及此案的所有还活着的疑犯，当局终于在越积越多的破绽漏洞面前被迫承认，此案完全系罗织所致。这桩大冤狱的真正原告和起诉者乾隆帝，不得已停止追查，并用对“栽赃刑求”的枉法官员不予追究的浩荡圣恩，来显示专制君主的一贯正确和无比英明。

孔飞力确实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但它不是现成的。这需要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把这一年前后的刑部档和宫中档都调出来，还需要阅读可能与此案具有不同程度关系的各种各样的文献材料，把埋藏其中的千头万绪的各种线索一一理清楚。这需要极大的工作量才做得到。那么，孔飞力想告诉我们的，仅仅就是乾隆年间这样一个侦探故事吗？

专门讲故事的人也许会把它当作一个非常曲折生动的故事，讲完也就完事了。可是孔飞力没有到此为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我很快就发现，叫魂案所揭示的一些历史问题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实际上，他要通过这个故事回答两大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关涉到专制君主官僚制下君臣关系之间的张力问题，即“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zonghexinwen/2021/0707/5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