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3)

这里说到的涉及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一些知识，可能较难让一般人都读得十分明白。那就再举一个更容易懂的例子。为什么很多人明明不是广东人，却喜欢用广东话来唱歌？因为粤语还保留着中古汉语的入声调；它的声调总数大概有八九个之多。当今普通话就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了。特别是由于所谓“入派四声”，入声在汉语北方方言里几乎完全消失，从语音丰富动听的角度考虑，这真是北方汉语的一大损失！声调越多，当然表现力就越强。用八九个声调唱出来的歌，当然就会比用四个声调的普通话来唱歌要好听得多。这是人们喜欢粤语歌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季羡林写这两篇文章，不仅仅是为解释“浮屠”与“佛”这两个名称的来源。他要从对“浮屠”和“佛”的词语分析入手，切入到对以下两个更大问题的讨论里去：一是佛教传入汉地社会的不同路线及其传入时间的先后，另外一个是《四十二章经》，即最早被翻译成汉语的佛经之一，它所据以传译的原始文本究竟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

他的基本设想是：既然“浮屠”之名来源于西北印度和犍陀罗地区的梵文及俗语，而“佛”的名称则来源于大夏语以及属于东伊朗语的其他各种中亚语言，那么从汉末以前传入汉地的佛教称佛祖为浮屠的事实，便可以推知它来自于佛教的西北印度-犍陀罗类型。三国以往以佛称呼佛祖日益流行，它表明有另一种经过中亚各绿洲城市的文化过滤与文化融合的中亚佛教类型在汉地传播。事实上，从汉末一直到三国，到汉地社会来译经的外国和尚，绝大部分不是从西北印度-犍陀罗，而是从更靠近汉地的中亚包括新疆各绿洲城市东来的。这样，根据浮屠与佛的名称出现在汉地社会的时间先后，佛教东传的历史就可以被划分成汉末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传入的佛教也不一样，前者为来自印度本土的佛教，而后者则是中亚化的佛教。根据这个认识，他再进一步去讨论《四十二章经》所根据的原始文本究竟是何种语言的问题。他认为，“佛”的名称最先来源于类似《四十二章经》的大夏文佛经。我在这里就不细讲了。

现在我不得不说，季羡林的这些主要结论未必靠得住。事实上，早期佛教经典，包括在中亚形成书面文本的早期佛教经典，都是用印度俗语写成的。中亚考古文献学的丰富发现并不支持这样的事实，即中亚存在着季羡林想象中那种用当地诸语文（比如大夏文）来书写的佛经。或许可以说，他从一个中亚化的“佛”字推绎出一种足以全面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佛教中亚类型，也许走得有点过远了。早期中亚佛教和印度佛教在寺院组织、所使用的经典等方面，其实不存在太大的区别。尤其是大部分寺院的“律”，始终是相似远多于相异。更重要的差别产生在大乘佛教和上座部的部派佛教之间，但这应当放在另一个话题中予以讨论了。

由浮屠与佛的不同名称所引发出来的基本主张既然已不可从，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提说两论呢？我觉得，季先生遵照“循名责实”的探求路径作出的敏锐判断，仍有超越他的具体结论而给我们以深刻启发的价值。他让我们注意到，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可能始终保持它的原模原样，而会不断地被掺入其所流经之地的文化因素。虽然大乘佛教的起源可以上推到阿育王时代，虽然它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印度文化本土渊源，但它形成一种系统学说，却是在中亚人入侵犍陀罗而建立起来的贵霜王朝时代，它的若干重要经典，尤其是诸如《法华经》、《华严经》等对汉传佛教发生重大影响的经典，很可能是较晚在中亚形成今天这样的书面文本的。至于弥勒信仰，我们就更能从其中看到显著的中亚佛教痕迹了。所以中亚文化对大乘佛教的影响，确是我们必须用心加以观照的一个要紧的事实。关于这一点，季先生非但没有看错，而且看得很精准。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zonghexinwen/2021/0707/5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