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2)

关于这一点，还有另外一条旁证值得一提。清朝的顾祖禹写过一部考证天下险要形胜之地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说，洗马林边堡之外，有“大谎堆、桂山，皆部长（游牧部落头领）驻牧”。这里的“大谎堆”，即“大荒堆”；“桂山”即“桂柏山”，也就是阿儿查秃。可见直到清代，这里仍是蒙古游牧部落驻扎的地方。

所以，今后在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修订时，或许就可以把“阿儿查秃”作为一个非定点的记注加入到相关图幅里去。写进历史地图的所有地名，几乎都是像这样经过有根有据的考证，再被采录到图上面去的。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就这样凝聚着历经几代、甚至更多世代学者群体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心血。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能在其中再增加两三条贡献，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学问就是这样，靠一代接一代或紧或慢的积累与扬弃，才得以形成它今天向我们呈现的那个样子。对此要常持一种敬畏之心，千万不可轻易视之。

说到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第二层意义，我想从季羡林的两篇文章讲起。第一篇文章《浮屠与佛》，写于一九四七年。文章虽然发表了，但作者心里始终存着一个疙瘩，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又过了四十年，他觉得这个问题现在有可能妥善解决了，于是再写一篇文章。这回的题目叫“再谈浮屠与佛”。

这两篇文章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讨论两个词，关于佛的两个词。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献对于佛祖有两个不同的称呼。一个是“佛”，再一个是“浮屠”。浮屠一词是从梵文，或者从非常接近梵文的印度各种俗语里的原词，也就是 Buddha音译过来的，在我们专业里面有时叫作汉字音写，就是利用汉字的读音功能把一个非汉语词汇的语音记录下来。当佛教从古代西北印度传播到说东伊朗语各支中亚语言的人群里时，原先的 Buddha变成了 Bod。而另外那个叫“佛”的语词，正是对上述各中亚语言里 Bod的名称的汉字音写。季羡林前后相隔四十年所写的那两篇文章，都是用来讨论浮屠与佛这两个词语的。下面分三点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首先，无论是“佛”字也好，“浮屠”的“浮”也好，其首辅音在今天都是 f-。可是在古代，二者的首辅音都属于“並”声母，发的是 b-的音。古汉语里不存在唇齿擦音 f-。著名的清代考据学家钱大昕说，“古无轻唇音”，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诗人杜甫，有些人读作 dù- pǔ。甫、浦本属同音字；不过“浦”字至今仍读 pǔ，没有人会把它念成 fǔ的。不但如此，“佛”字在十二世纪前的中古汉语里还是一个带着收声尾辅音- t的“入声字”，它的读音大致接近于 bot。而“浮屠”两字的读音则接近于 bu- da。所以当它们被用来记录 Bod与 Buddha的语音时,其发音与外来词原音的确是很近似的，尽管依今日汉字的读音来衡量，二者间的差距好像比之从前变大了。

其次，问题还不止如此简单。不然的话，为什么前后相隔四十年，季羡林还需要再写一篇文章来讨论它？困难在于，在他写第一篇论文的当时，所能看到的中亚文献中间，其实未见 Bod字。在应当读作 Bod的地方出现的，都是 Pod，或者 Pot字。在古汉语里，除了 b-以外，还有 p-、 p'-这样两个双唇塞音声母，古人分别以“並（不送气浊音）、“帮”（不送气清音）、“滂”（送气清音）这样三个“字母”来表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正如刚刚已经讲到过的，“佛”字的声母属于“並”母（ b-），而不属“帮”母（ p-）；古人想记录的那个外来字如果是 pod或 pot，那他们为什么不选用一个声母属“帮”的汉字，而竟然选一个“並”声母的字来记录它的语音？要知道，虽然对今人、特别是说普通话的人们来说，已经难以明了“帮”、“並”两声母之间的区别为何，但古人对此是很容易分得清楚的。可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里把二者搞混淆了呢？这就是使季羡林百思而未能得其解的问题。他虽然写成了前一篇文章，讨教了当时已经很著名的汉语史专家周祖谟，采用十分复杂的方法，很勉强地证明了为什么古人用属于“並”声母的“佛”字去记录 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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