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当代的古代诗学教化范畴(3)

3.“教化”与20年代的“文学革命”论。

对文学政治功能的强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得到极度彰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倡导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李初梨、蒋光慈、沈泽民、成仿吾等人在阐述其文学理论时，都曾提出过“阶级性”问题。如李初梨就定义“无产阶级文学”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16]（p166）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并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反映，而是要反映无产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实践，要反映阶级关系，这就树立了革命文学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功利观。这种论调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是有契合之处的。《讲话》认为文艺的功能“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7]（p848）《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些都与古代“教化”范畴所主张的文艺为社会服务，要求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是一致的，是对文艺政教作用的高度重视。

其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1928年李初梨在回答“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的问题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18]（p163）李初梨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与古代“教化”范畴的“文以明道”的理念在本质上一样的。“教化”认为“夫文者，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认为文是“道”的呈现，而李初梨也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表现，但这其实是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映论背道而驰了。

总之，“革命文学”理论家们往往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主张文艺为政党、阶级的利益服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他们这些观点既是对古代“教化”范畴的继承，同时也赋予了“教化”范畴全新的内涵，具有进步意义。但这种忽视审美特性的文艺工具规则往往会导致文学创作沦为空洞的说教，陷入“公式化”，从而备受诟病。如鲁迅先生就曾批评“革命文学”理论家的某些观点，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不全是文艺。”[19]（p84）鲁迅先生认为将宣传与文艺等同起来，将会耗尽艺术的生命力，“革命文学”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4.“教化”与80年代“新启蒙”。

“新启蒙主义”思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先生曾指出：“70年代末，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新启蒙主义，出现在民族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对‘文革封建性逆流’的强烈反弹，它以现代理性为主体，以科学理性及人本理性为旗帜，构成了持续整个80年代的以文化开放和自省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20]（p4）而80年代的文学理论则承担了阐述“新启蒙主义”思潮的任务，“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是80年代主要文学理论。

虽然“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反对文学成为政治传声筒，追求“主体性”，提倡文学“向内转”，是对“文革时期”“文学工具论”的否定，但是我们发现这些论述，实际上又转向了另一种工具论，成了“新启蒙主义”传播的载体。正如吴炫先生指出的“于是，在人道主义意义上大写的‘人’走到前台时，文学反倒退隐到幕后去了。或者说，文学在摆脱为政治服务时，又蹈入为‘人’服务的工具性窠臼，其结果，受损的依然还是文学自身。”[21]（p79）该时期文学和文学理论仍然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重视文学干预社会政治的作用。即便该时期文学理论弘扬的“道”是“新启蒙”思想，与古代教化范畴所倡导的“道”不同，但两者的思维方式无疑是相通的，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和积极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日益扩大，随着商品经济日益活跃，消费主义日益渗透到中国当代文化中来。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后浪潮诗”等“消解崇高”的作品纷纷出现，一些学者认为当下出现了“人文精神危机”，提出“重建人文精神”口号。如陈晓明先生就认为今日呼唤“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有历史渊源，这就是中国古代自先秦以降的人文传统。[22]（p123）而古代“教化”范畴强调作家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有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要求作品反映现实等，而这些积极因素对于重建“人文精神”无疑是有帮助的。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622/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