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生动的改革史读一个人的四十年(2)

《一个人的四十年》是思想库。很多作者思想敏锐，立于时代的潮头，提出不少超前的观点，至少在40年前、30年前是“超前的”。有的作者提出“市场准入”，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加速了经济转型的步伐。有的作者批判地运用“非均衡性经济学”，建议处理好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作者参加的道德科学研讨会上，他们倡导“和合文化”。与“和合文化”相关联的是，法学家提出彻底抛弃“有罪推定论”，这些都是有益的思考。

书中的近百名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心中有人民，提笔为人民。有作者写了一本又一本书，阐述共生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根据。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有作者提出村民自治，创办乡建学院。有的研究贫困，不单着眼于物质上的贫困，还注重权利贫困、文化贫困、教育贫困。他们为农民工呐喊。面对贫富差距拉大，勇敢地提出“富饶的贫困”。为了社会文明，有作者倡导阅读运动，绘制知识地图，研究电视美学。

《一个人的四十年》是友谊的海洋，这集中体现在第二辑中。学生回忆老师的教导和恩爱，记者采写、描述老教授的风骨和气质。这与当今出现的一小部分学生背后打老师“小报告”，戳老师脊梁骨的不良风气形成鲜明对比。第二辑有不少点赞老教授的文章，触到了我的兴奋点。因为有些老教授也是我的老师，有的不是我狭义的老师，也是我频繁请教过的广义的老师。此时此刻请允许我这控制不住感情的人，在书评中离题讲几位老师鲜为人知的逸事。书中有人提到哲学家冯契。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与他同在上海荣家花园里办公，我写了篇《界限篇》。他手把手地指导我修改。书中有人提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老领导杜任之。也许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学是1978年开始恢复和重建的。可是，你知道吗？第一位提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不是社会学家，是哲学家杜任之在1977年上书建议的。在杜任之上书后的半年时间没有动静。直到1978年春节后社会学界才召开座谈会，正式决定恢复社会学。

书中有人提到大名鼎鼎的法学家张友渔。关于他的历史功绩和贡献很容易检索到，这里就不赘述了。只讲一点，1978年筹建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时他就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筹建时没有办公地点，是一位大百科工作人员把自家在史家胡同的小院让给大百科使用的。原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友渔的办公室只有10平方米，而且正对着家用改公用的厕所。一天，张友渔的学生来看望老师。学生坐在只能容一位客人入座的小椅子上，嗅到了厕所的臭味。学生告别老师时没说什么，只是脸上有点愧疚的表情。学生是在任的北京市副市长，他回到市政府后，没进自己的市长办公室，便去规劝、说服有关部门，把东总布胡同一个大院借给大百科使用，略微改善了张老的工作条件。名师出高徒。书中很多改革后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就是由冯契、杜任之、张友渔等这一批大师们培养出来的。

书中的这批新秀个个是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他们不仅感谢老师，而且感恩出版他们处女作的编辑和出版家。他们多次提起对《走向未来》等丛书的感情。正是这份深情，促进了他们在学术上“达理”。对学者古代称“贤人”，现在称“精英”。在当今社会正在讨论“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精英与人民群众关系”“民主与民粹主义关系”时，恰是《一个人的四十年》出版后能够受欢迎的一个原因。精英应当积极响应中央多次号召的“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原材料，精英阶层的智库是加工厂。说起加工就有个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说起加工又涉及当前争论很大的“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关系”。现在固然有“民粹冒充民主”的，更有“把民主当民粹来打压”的。民粹主义所代表的利益是狭小的，是不顾大局的，而民主所反映的群众呼声是广大的、合理的；民粹主义的活动是无序的，是有破坏性的，而民主的活动、运动是有序的，是没有破坏性的。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不可以依据个人的好恶，或者说受角度和利益的局限，把自己不喜欢的民主一概说成“民粹”。

从总体上说，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已告别了工业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时代谁是主力军呢？毫无疑问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敬贤、思贤、齐贤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弘扬这一传统，为学界提供宽松的学术生态环境，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举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一个人的四十年》里反复论证“改革是人的解放”，为了继续涌现一批又一批类似《一个人的四十年》中那样的精英，我们只有继续深化改革，继续全面改革！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网址: http://www.ddzgsyjzz.cn/qikandaodu/2021/0225/4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