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资本论》的中国传奇(3)

1934年9月，阎锡山把侯外庐接到住处，征求其对《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意见。所谓“物产证券”，就是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实行一种物资本位的地方货币制度。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另一种严酷的剥削形式。被阎锡山吹嘘为“农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农奴制，是对历史的反动。

因此，说到对《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意见，侯外庐表示，“我只懂《资本论》，不懂这个理论。”在侯外庐的记忆里，他给阎锡山讲的主要是《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学说，尽管讲课者有种对牛弹琴的感觉，但听讲者却很用心。讲完之后，阎锡山总不免要恭维几句，而背地里则是称侯外庐为“马克思迷”，“难以为驾”。

1935年夏，由于侯外庐拒绝加入阎锡山的组织，两人便不再来往。侯外庐索性关起门来继续进行《资本论》的翻译。这次，他不再按顺序进行翻译，而是先译出第三卷的地租部分。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形势需要和陈翰笙的建议。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的焦点在农村。政界和学术界很多人在研究农村问题，不少研究者热衷于“农村改造”、“乡村建设”，不赞成甚至反对土地革命。对此，陈翰笙有一个重要见解，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向题，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因此，他建议首先翻译地租部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侯外庐不得不中止了翻译工作。在汾阳撤退前，他把已完成的译稿托付给续范亭、南汉宸，以便二人能把这些成果带到延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稿件全数毁于战火，仅有未及转运的第二卷前十五章被保存下来。如今，这些稿件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内。

侯外庐所译《资本论》

侯外庐（1903一1987），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在史学界，侯外庐与郭沫若、范文斓、吕振羽、翦伯赞并称“五老”，他为翻译《资本论》而贡献出整整十年光阴。

坐在堆满书籍的办公室里，侯外庐的长孙侯且岸(北京行政学院教授）轻声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这句名言，其实是对当下中共历史研究现实意义的阐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虽是近百年前的往事，但对当今现实的关照并没有缺位——当年，那些热血青年如何形成了先进理念？在他们的革命激情背后，有着怎样的理性？回顾祖父翻译《资本论》这段经历，最大的意义是希望青年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千万不可随波逐流、虚度年华。”与李大钊的生死之约1923年夏，来自山西平遥的侯外庐踯躅在北平街头，他的内心有些纠结——同时被法政大学和师范大学录取，该上哪一所呢？纠结的结果是同时就读两校，在法政大学读法律，在师范大学攻历史。从落后的山西来到文化中心，侯外庐成为知识的饕餮者。西欧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乃至当代的各派学说，他都不肯放过。读书期间，侯外庐与同乡、北大学生高君宇交往频繁。此时，后者已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于1924年下半年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同年，在高君宇的介绍下，侯外庐结识了李大钊。初次见面，李大钊和蔼的态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侯外庐感到“亲近而又折服”，多年以后，侯外庐还记得，他向李大钊借的第一本书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从他那里感染到的对理论的浓厚兴趣，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力”。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李大钊举家迁往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继续领导斗争。就在这一年，侯外庐与张友渔、周北峰等人创办了进步刊物——《下层》，却凑不齐印刷费。出于无奈，侯外庐去向李大钊求援。此时的李大钊生活并不宽裕，他转向邻近的李石曾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叮嘱说，“这是李石曾太太的钱，你一定要还。”这年冬天，侯外庐为还借款再次与李大钊见面，这竟然成为他们的诀别。“李大钊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来到见面地点北京东交民巷道升洋行。谈到理论问题，侯外庐向李大钊表达出自己的心愿：想翻译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这个想法立即得到李大钊的赞同。接下来，时局骤变，张作霖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捕。侯外庐也被列入黑名单中，面临被逮捕的危险，于是，他和爱人徐乐英一起，到哈尔滨寻求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在等候签证的漫长日子里，侯外庐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书摊上买到了《资本论》的英译本。这让侯外庐如获至宝。他记得，李大钊经常谈到《资本论》，为中国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译本而遗憾，他强调，《资本论》是马克思学说之本，研究马克思主义，须先把它有系统地研究起来。这让侯外庐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标，他觉得“非如此便不足以报答大钊同志对我的教诲，告慰大钊同志的在天之灵。”艰辛的初译1927年夏季，侯外庐夫妇终于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他们落脚于巴黎郊外的小镇波尔科伦布。在巴黎大学注册后，侯外庐便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28年动手翻译恩格斯审定的德文第四版《资本论》。《资本论》凝聚了马克思一生的智慧与心血。翻译这样的知识巨著对侯外庐来说困难重重。除了语言障碍外，还涉及到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等等。侯外庐后来总结说，“那样广泛的内容，我在学习中不得不有粗细详略之分，文学和数理只能浅尝，以达到字面翻译无误的目的，而哲学和经济学则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为此，他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侬、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回想起来，多亏了翻译《资本论》所承受到的知识贫乏的压力……”在回忆录中，侯外庐觉得，正因为有了这样巨大的压力，才有“同样强大的动力，去从事那样广泛的阅读和认真的消化”。在法国期间，侯外庐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去图书馆或者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尽管家住巴黎附近，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宫之类的名胜，也没欣赏过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最多的是在思考之余，抬头望望高耸的埃菲尔铁塔。这样辛勤的付出很快便有了回报，精通英法日三国语言、被称为红色翻译家的廖梦醒恰巧也在法国。她曾抽出不少时间，拿侯外庐的译稿与高富素之的译本进行核对，核对后，她告诉侯外庐，“和日文版比较，中文的意思表达得可以。”由于全身心扑在翻译工作上，打工变成了泡影，侯外庐一家在法国的生活相当拮据。在回忆录中，他提到这样一件事，“我家的生活寒酸得不能再寒酸，同志们来访，我至多只能请他们吃碗山西抻面。有一次成仿吾同志来家，我特地为他沽酒一瓶，却没有菜招待，好在成仿吾同志是湖南人，他以一小瓶醋泡辣椒为佐，酒喝尽时，辣椒也光了。”1928年2月，夫人乐英临产，侯外庐拿不出钱送她进私人医院。当时，法国有一种济贫性的国民医院，可以免费为外国人接生，但是在那里出生的孩子必须入法国籍。万般无奈，侯外庐把妻子送进巴黎一家国民医院，儿子一出生就被登记为法国人，一个护士为孩子取名为安德烈。“读到这段历史，我能感受到祖父字里行间隐忍不住的酸楚。”侯且岸说。终于，因为生活无法维持，1930年春侯外庐一家返回祖国。离开时，侯外庐除了一捆《资本论》译稿和一个儿子外，一贫如洗。组织，你在哪里离法前，按照法共通知，侯外庐要去莫斯科接转组织关系。途经柏林时，侯外庐与正在此地的成仿吾商量，希望争取一个留在苏联翻译《资本论》的机会。成仿吾则提出了更大胆的计划，他建议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把郭沫若从日本请到莫斯科，与侯外庐共同翻译《资本论》。为了安全起见，侯外庐把在法国完成的二十章译稿暂存在成仿吾处。然后，带上成仿吾的亲笔信兴冲冲上路了。到了莫斯科，侯外庐大失所望。尽管受到洛甫（张闻天）的热情欢迎，但是留苏翻译《资本论》的请求需得到当时中共在第三国际负责人张国焘的批准方能实现。几天后，洛甫带来了张国焘的意见：他不同意，但没有原因。那么，回国后，组织关系该怎样联系呢？洛甫代表组织给出的指示是，回国后自己设法找党。此外便是一再地叮嘱警惕、小心。“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一个个都心事重重，没有一个人对我翻译《资本论》的计划感兴趣。”“洛甫是没有权的，说话不能自主，表现得很拘谨，邓中夏是愤愤然。”带着这些失望与不解，侯外庐回到国内，在哈尔滨法政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尽管失去了组织关系，但侯外庐决定第二次从头开始翻译《资本论》。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侯外庐被迫再次中断工作，回到北京，应聘于北平大学法学院。随后他便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左翼教师联盟”。冥冥中的支持1932年初春的一天，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人敲响了侯外庐位于前门左府胡同一号的寓所大门。他就是中法大学教授王思华。那次见面后，两人因共同翻译《资本论》而成为莫逆之交。“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总感觉是李大钊在冥冥之中推动着《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侯且岸颇为感慨，“当年，因翻译《资本论》，李大钊介绍我祖父认识了陈翰笙，而陈翰笙又把王思华（河北乐亭人，系李大钊同乡，留法学生）推荐过来一起翻译《资本论》。更为传奇的是，王思华得知祖父翻译的前二十章译稿存放在德国这个消息后，便告知了当时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白余，后者通过组织渠道，硬是把这部分稿件找回来了。巧合的是，李白余竟然是李大钊的远侄。”由于是第三次从头翻译，再加上王思华的支持，侯外庐译读《资本论》时存留的疑点被一个个解开。比如，第一卷第三章83 号注解，马克思提到了一位清朝官员，将其译为Wan-Mao-in，在法国时，侯外庐就想查证这位官员的姓名和职务，但苦于手头缺少资料，一直未能如愿。这次，他和王思华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白教授，最后才确定Wan-Mao-in 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尽管名字的发音相似，但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侯外庐仍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方案，这才断定，马克思所说的Wan-Mao-in 就是王茂荫。1932年9月，侯外庐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正式出版。“再筹措印刷费时，王思华不知从哪里借到二百元作垫款。上册出版后，他告诉我没有赔钱……”这样的结果令侯外庐庆幸不已。给阎锡山讲《资本论》1932年12月1日，侯外庐因参加进步活动遭到逮捕。经多方营救，1933年9月得以保释出狱。不过，他在北平已无法立足，于是决定回山西老家。此时，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正竭力标榜“民主”，网罗进步人士。因此，一大批共产党人应邀入晋进行合法斗争。1934年9月，阎锡山把侯外庐接到住处，征求其对《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意见。所谓“物产证券”，就是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实行一种物资本位的地方货币制度。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另一种严酷的剥削形式。被阎锡山吹嘘为“农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更是一种赤裸裸的农奴制，是对历史的反动。因此，说到对《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的意见，侯外庐表示，“我只懂《资本论》，不懂这个理论。”在侯外庐的记忆里，他给阎锡山讲的主要是《资本论》里的剩余价值学说，尽管讲课者有种对牛弹琴的感觉，但听讲者却很用心。讲完之后，阎锡山总不免要恭维几句，而背地里则是称侯外庐为“马克思迷”，“难以为驾”。1935年夏，由于侯外庐拒绝加入阎锡山的组织，两人便不再来往。侯外庐索性关起门来继续进行《资本论》的翻译。这次，他不再按顺序进行翻译，而是先译出第三卷的地租部分。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形势需要和陈翰笙的建议。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革命的焦点在农村。政界和学术界很多人在研究农村问题，不少研究者热衷于“农村改造”、“乡村建设”，不赞成甚至反对土地革命。对此，陈翰笙有一个重要见解，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向题，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因此，他建议首先翻译地租部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侯外庐不得不中止了翻译工作。在汾阳撤退前，他把已完成的译稿托付给续范亭、南汉宸，以便二人能把这些成果带到延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稿件全数毁于战火，仅有未及转运的第二卷前十五章被保存下来。如今，这些稿件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内。侯外庐所译《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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